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

“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一致看法。实际上 ,南宋与北宋比较 ,国内外情况不尽相同。南宋有着比北宋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 ,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然以此作为其国策 ,而是既要“守内” ,又必须重视防外。     

北宋的守内虚外政策

北宋经济发达，政治制度完善，文化繁荣，科学技术居于世界前列。唯独在军事上，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辽、夏和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议和苟安，直至灭亡。造成北宋军事上这种惨状的原因，主要在于北宋统治者推行的守内虚外政策。 一、北宋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 表现 守内虚外政策是指政府用主要兵力驻守内地，以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仅以少量兵力驻防边境，在边境上实行消极防御的政策。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慎也。”正是适应了北宋统治者这种“惧内”心理，守内虚外政…     

北宋“积贫积弱”成因新论

北宋建立在五代的废墟之上 ,统治者的内外方针都是建在“守内虚外”这一基点上 ,在达到政权稳固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而最可悲的是后世君主不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各项方针政策 ,致使负面影响愈其扩大 ,加之军政腐败及皇帝个人性格的弱点 ,终于促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

宋朝在其统治的 32 0年间 ,不仅把社会生产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还实行“守内虚外”的治边政策 ,有效地维持了统治的长期稳定。但也造成了对外军事能力的软弱和对外交往的封闭保守。宋朝视大理国为外藩 ,对发展与大理国的关系持消极的态度 ,既有其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原因 ,也是宋朝实行“守内虚外”治策的体现。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第二次出兵调节百越之间矛盾时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即是"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其后,汉武帝将其用于指导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先后对匈奴、南越、卫氏朝鲜、西域、西南夷等展开了一系列的统一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行动的借口多是汉武帝主动制造的,反映着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汉武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不仅为其后昭、宣二帝进一步拓展有效管辖区域、完善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汉武帝构建起来的"大一统"王朝疆域的规模,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因此可以说,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宋人拒绝和亲之原因分析

“和亲”在古代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文明的演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宋代,无论是对历史上的和亲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文人士大夫对现实的和亲多持否定态度,即为坚决拒绝和亲。宋人反对和亲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宋人强烈的民族偏见、文化上的优越感、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守内虚外”的既定国策是分不开的。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敦煌艺术中“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

敦煌壁画1000多年以来发生了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反映在由"乐生"到"乐死"、由"天堂"到"天堂与人间"、由佛的歌颂到菩萨歌颂、由画的艺术到舞乐艺术的嬗变。其原因在于,佛教东传过程中经历了由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历史演变,壁画创作则由希腊画师凭借希腊画法到中国画师凭借中国画法的转变,致使图像的所指与能指均发生变化。由此说明中国古代"通变"之说、变文与变相理论的价值以及中华文化和艺术强大的吸收和消化能力。     

“新经管”战略背景下金融学类专业建设的反思与重构

在"新经管"战略背景下,高校金融学类专业建设呈现出从学科导向转向产业需求、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融合、从独立创教转向协同合作的新特点。然而,实践中金融学类专业建设面临着专业办学定位偏移、学科布局不完善、课程体系失衡、人才供给与需求脱节的现实困境,这不仅从根本上制约了高校金融学类专业建设的实践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经管"的建设。为此,从"窄口径"的融合构想、"中口径"的融合方案、"宽口径"的融合思想三个维度重构金融学类专业建设的路径,力求为金融学类专业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环境艺术设计教育“智态”教学模式的建构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观与艺术观的转变,环境艺术教育也必将发生相应的转向,即从"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转向"人本"的教育。文章从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展开了"智态"教学理念的当代性与本土性、材料观与器物观的讨论,并通过两个教学实践项目建构了实施"智态"教育理念的教学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一统”思想研究述评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对"大一统"思想的概念及内涵,"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形成及演变,儒家文化与"大一统"思想,不同时期不同历史人物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的作用及影响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大一统"思想研究中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一是概念还不够完善;二是研究着力不均;三是对少数民族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大一统"思想研究重视不够;四是现实性关注略显不足。根据目前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趋势,"大一统"思想研究中还有许多进一步探讨和深化的空间,主要应从四个方面持续努力。     

宋代“团”制新论

宋代作为县以下基层单位的"团"并非源于后周的"团并乡村"之制,而是始自北宋保甲法的配套措施"团教法"。北宋"团"的主要职责是军事训练,其首领多由都副保正兼任。南宋实行于部分地区的"保伍法"是团制的一次"回光返照",这时"团"不再与军事挂钩,而是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务,同时"团"与其他基层单位相互渗透,在很多地方也兼及其他民政事务,其性质再一次发生变化。北宋中后期开始,"团"的性质发生变化,开始由指示户籍的单位逐渐转变为单纯指示地域的单位,体现了不断地域化的趋势。宋代"团"的发展演变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县以下基层区划普遍性的特点。     

浅议唐朝尚武之风向宋朝崇文之风转变的缘由

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在社会风气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唐时盛行的尚武之风至宋时已渐为崇文之风所取代,崇文精神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而孕育这种风气转变的原因,除传统观点认为的宋初统治者为防范"陈桥兵变"再演和铲除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隐患而采取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外,还应有科举仕进之风的盛行对武功进取风气的弱化;宋朝守内虚外政策实施的客观影响;程朱理学兴起的消极作用等原因。     

从健全职业到服务抗战:抗战语境下新闻记者自我教育的转向——以上海“记者座谈”为中心

抗战时期,新闻记者的自我教育存在明显的从学术化、职业化向政治化的转向,以"记者座谈"为代表的上海新闻记者群体的转向颇具典型性。作为一个活动于局部抗战阶段的新闻团体,"记者座谈"成立初期以健全职业为宗旨,推动现役新闻记者的学术活动和自我教育,后期则逐步转变为以探讨战时新闻记者的舆论动员功能、战时新闻教育应有的模式为中心议题,显现出鲜明的政治导向。转变中的"记者座谈"在中国共产党引导下,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舆论风标,呼吁成立新闻界战时联盟。以"记者座谈"以及与它相关的文本为研究中心,可以窥知中国新闻记者的自我教育在战时由学术化向政治化转变的轨迹及模式。     

“战略防御计划”的提出与里根政府朝野的反应

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美苏核均势下前苏联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形势,美国里根政府决定重整军备,提出战略力量现代化计划,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彻底消除前苏联的核威胁。除了里根个人对导弹防御的兴趣和信念,其白宫幕僚和以特勒、本德森为代表的政府外游说集团的支持与建议,也为里根推出"战略防御计划"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战略防御计划"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核战略思想由"相互确保摧毁"转向"相互确保安全"的重大转变。虽然它引发了美国朝野的争论,但依然开启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建设的进程。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论科举考试的文化渊源

创立于隋唐时代的科举制度既有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也有深刻的民族文化根源。从古代思想文化演进过程来看,科举制度是先秦尚贤思想、大一统观念、"至公"理念与"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公平选才的文化精神构成了科举考试的本质特征,选贤任能是实现"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手段,公平理念是科举制度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科举考试是"学而优则仕"理念的制度化。深入探析科举考试的文化渊源,有助于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影响。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及意义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决非一蹴而就。早在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八字方针”及“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思想;周恩来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五条方针”及“三个不变”的思想、八十年代初,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要思想,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智慧,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伟大构想。这个构想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增添了新的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的上升

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防御辽和西夏,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北宋中后期,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乡兵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中坚力量。     

延安时期政治文化的写照——以“毛泽东颂歌”为例的分析

延安时期,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高地位的逐步确立,颂歌从"党的颂歌""各军事领袖的颂歌""八路军、新四军的颂歌"等百花齐放,逐渐向"毛泽东颂歌"鹤立鸡群的盛况转变;作为颂歌的创作主力军,延安知识分子也完成了延安文化符号地带的"想象者"向"实践者"和"完善者"的角色转换;为配合边区经济政治建设和革命行动,党的宣传机器通过颂歌等形式,促使民众从对"神的崇拜"转向对"毛主席的崇拜",成为建国后"神坛颂歌"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