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自治立法模式研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实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行法律框架中,国际公约、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具有不同的优势和作用.民族自治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的特殊形式,对保护和传承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具针对性和天然优势,易于形成利用特色立法制度调整和规范特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特契合"的最优效果.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若干问题探讨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民族文化生态保护问题已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保护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发展该地区经济,实现民族文化生态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立法基本理念研究

文章就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立法的基本理念进行了探讨。认为应当将该地区生态保护立法的指导思想确立为生态本位,以塑造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法律规范的忠诚感为立法的直接目的,以保护生态利益作为这一地区生态保护立法的终极目的。立法中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同时,还应当将衡平原则和合作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国家干预原则确立为该地区生态保护立法的原则。     

民族院校图书馆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

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生态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作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主渠道的民族院校图书馆要做到 :建立特色馆藏 ,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生态提供文献和知识储备 ;参与教育和科研过程 ,让广大师生从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创新中吸取精神动力 ;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信息情报资源 ,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资讯服务     

民族医药保护发展研究——基于地方立法的视角

民族医药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瑰宝,在保护、弘扬、发展方面,立法不能缺位。国家相关立法尚存缺陷和不足,地方性立法的价值更加凸显。经统计,我国各地区已经出台民族医药单行立法共计十四部,其进步性与合理之处主要表现为:凸显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重视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强化民族医药文化传承与弘扬等;也存在部分地区对民族医药立法重视不够、大部分民族医药尚未纳入地方立法保护、现有地方立法对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支持不足等问题,应当对民族医药地方立法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析"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

针对一些民族地区民族特征淡薄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亚民族地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解决一些学术和现实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探讨其经济发展道路与教育发展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归结起来,"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有以下思路:加强"亚民族教育"研究、强化民族认同感、教育形式多样化、处理好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关系、职业教育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加强"亚民族地区"特殊民族教育立法等.     

现代语境下广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问题的思考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广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寻求相关的理论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深远意义。针对广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我们应围绕经济建设的重心,理顺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利用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优势促进广西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地、可持续发展。     

建设生态自治州的法制保障——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立法工作的实践

民族地方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围绕民族地方的和谐发展进行立法。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建设生态环境示范州,在民族地方生态立法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西部民族地区水电建设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以云南为例

强调开发西部民族地区水电,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调查研究云南民族地区水电建设中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分类分层”的保护原则、科学整体规划、加强相关立法工作、践行相关伦理责任等对策建议。     

民族文化产业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民族特色文化保护探析

文化全球化增加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难度,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少数民族数量较多,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生态脆弱,旧的保护观念和思维不太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基于文化事业的保护方式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随着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保护必须更新观念,以适应活态性、整体性、创新性与自觉性的内在要求和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将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通盘考虑,以文化保护作为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充分保障,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文化保护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通过适宜的产业化利用,拓展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空间,增强民族特色文化保护的自觉性和自信心,达到保护与发展的共生共赢。     

民族村寨保护和发展的实践及其理论省思——基于武陵山区的调查

武陵山区推行了民族文化生态村、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历史文化名村、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民间艺术之乡、民族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等多种民族村寨保护和发展模式。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存在着保护与发展难以兼顾,理念存在缺陷,策略与方式过于简单等问题。应深刻认识民族村寨保护和发展工作实践活动的本质,反思其理念和策略,思考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评估的理论与方法,促进民族地区乡土文明的存续、转型与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城市特色文化保护问题研究

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为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随之产生的矛盾也接踵而来。地区经济增长与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是城市建设当中表现突出的矛盾之一。如何保护与挖掘西南民族地区城市特色文化,打造民族城市特色,需要从明确城市特色定位,挖掘特色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现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取其精华与去其糟粕,融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博采众议与接受监督等方面着手。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村寨生态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贵州江口县龙眉村为例

如今生态问题已经变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也面临严峻形势。本文以贵州省江口县龙眉村土家族村民为研究对象,首先对龙眉村村民生存的生态环境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对龙眉村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阐述,并针对龙眉村存在的生态问题找出其成因。在最后一部分里,针对生态保护提出对策,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以解决民族地区生态问题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     

青藏牧区牧民在草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

藏族世代生息在青藏高原上,他们选择适应高原生态环境的游牧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青藏牧区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形成具有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朴素的生态观,世代保护着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如今对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管理与保护,应该重视当地牧民在草地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并尊重当地民族的传统游牧文化,因地制宜,从而促进当地自然、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掘与重构：一种文化生态学的阐释——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湘西民族文化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受到冲击,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已成为湘西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应充分认识湘西民族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发掘和重构中建设好湘西自治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同时,采取多角度、立体性地保护民族文化生态,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湘西的影响,促进湘西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性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变通立法初探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但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破坏严重。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少数民族地区最有发言权。所以,各民族自治地区应该充分行使国家赋予的变通、补充立法权,加快对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色立法,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保障:问题与路径

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需要立法提供规范性保障。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现有立法存在效力层级低、有立法空白、已有规则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更严格保护”的要求等问题。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模式选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应当处理好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与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特别立法的关系;统一立法应当以确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护的基本规则为核心目标,并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地位、管理原则、划定与调整、差异化保护措施、评估与考核规则等关键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宗教信仰对生态保护法治化的贡献——青藏高原世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诠释

青藏高原世居少数民族是全民信仰宗教的民族,在其宗教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保护理念,对该地区生态保护极具助益。宗教的普遍性和世俗性使得在该地区通过宗教构建生态保护法治具有了必要性与可行性;而宗教的神圣性和组织性又为在该地区通过宗教构建生态保护法治提供了重要途径。因而,在生态保护法治化建设中应当改变盛行已久的法律与宗教过分分离的思维模式,对宗教信仰这一地方性知识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民族地区生态红线制度的地方立法研究

2014年4月2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了生态红线制度,民族地区应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优势,以单行条例的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红线制度进行细化,使之更具操作性和针对性。民族地区生态红线制度立法应该在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结合当地独有的自然条件、环境容量、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环境,厘清生态保护与世居民族生存发展的关系、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生态红线的划定主体、划定类型和标准、统一监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和配套的生态补偿制度。     

特色农业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探析——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近年来,民族地区农村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形态。但随着民族地区农村特色农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等问题。例如,特色农业发展中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残留地膜;农村生活源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及特色农业发展所导致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农村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可通过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建立立体生态农业和循环发展的模式、建构"政府—企业—科技"一体化统一防治链条、"合村并点"等措施来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