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问题与对策

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网络空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制定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网络霸权主义是构建公正、合理的治理规则的首要障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不成体系、既有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各国立场分化和利益冲突,难以形成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体系,《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法律规范以及其他国际行为准则应当成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本规范。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吁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规则有着独特优势和现实意义。     

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中国的立场、主张和对策

近年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中国作为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攸关方之一,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法治,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主张,为网络空间国际法治作出了重要贡献。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走向与我国未来的发展空间休戚相关。中国政府应更加深入地参与到网络空间国际对话和立法进程中,积极影响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适用,充分反映自身的利益和主张,提升我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风险挑战、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面临着供应冗余与生产失序、南北差距扩大与运输风险上升、能源消费不振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应对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然而,目前既有的能源安全治理平台与行动框架呈现出发展不成熟、区域化趋向和偏重消费方的实际不足,导致实践进展迟滞、参与主体有限、运行机制不畅的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并为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需要在继续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自我革新。     

从WannaCry事件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困境及思考

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国际法适用、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等基本原则已达在共识,但在如何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的措施、如何真正起到规范国家行为的作用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2017年5月WannaCry勒索病毒在全球肆虐,除技术响应外,国际社会亦将其作为一个适用国际法与行为规范的案例。通过分析了此做法面临的四大困境及原因,并提出国际网络安全存在的三大趋势给网络空间规则进程带来的阻碍,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国际社会如何推进网络空间建规立制进行了思考。     

德国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主张、实践与动因分析

随着网络空间重要性不断上升与网络空间博弈态势加剧,德国努力提升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能力和治理影响力。德国坚持现有国际法普遍适用于网络空间,主张多利益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重视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保护,并大力提倡数字主权。在实践中,德国注重加强自身网络能力建设,引领数字经济规则与标准制定,扩大网络空间伙伴关系,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德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既是其推进国内数字化进程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需要,也是其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助推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必然要求。尽管中国和德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观念与主张上存有差异,但是,双方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国际数字鸿沟以及加强互信平台建设等方面具备合作潜力。     

从全球治理看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实践难题及法治困境

网络空间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各国国家利益角力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模式经历了互联网治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和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治理模式的更迭,逐步达成了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需要推进国际合作的共识。网络空间的组织架构具有开放性和无中心的特点,这与全球治理模式相契合。正如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规则需求,国际规则也是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然而,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方面的规则进展缓慢,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呈现出的法治化需求之间存在张力,亟须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协力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立法。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秩序变迁与模式构建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创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将世界连接成一个“地球村”,国际社会也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治理网络空间,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祉,就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在全球网络空间中,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数据资源和拥有能力的差异,与此相应,形成了不同的网络空间治理战略。世界各国只有坚持对话与合作,才能构建合作共治、和谐安全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网络空间治理:若干关键争议的是与非

国际社会的网络空间治理知易行难,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剧烈争议,主要包括认知层面的全球公域与网络主权之争、机制层面的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主义之争、规制层面的适用旧法与创建新法之争,以及网络自由与信息安全的治理目标之争。但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搁置空泛的理念争议,在具体问题上求同存异,既有迫切必要性又有现实可能性,是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前提。     

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新趋向——基于《塔林手册2.0版》的考察

近年来,国际法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国际上对于如何推动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还存在较大分歧。在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其国际规则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年出版的《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在2013年《网络战国际法塔林手册》的基础上,新增了主权、管辖权、国家责任等有关和平时期网络行动的国际法规则,适用范围大大扩充,但也存在片面注重适用现行国际法等局限。"塔林2.0"规则体系体现了实然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微妙区分,是一种具有事实上的"专家造法"色彩的学者学说,同时反映了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西方主导与国际参与之间的艰难平衡。中国政府和学界应当密切关注"塔林2.0"及其背后折射出的网络空间国际法发展态势,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加大这一领域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     

国际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局限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国际社会的前途命运。作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具有专业知识的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在弥合各国分歧、统筹各国行动上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作用、局限及未来路径进行梳理整合,丰富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相关的理论成果,推动国际组织更加高效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     

论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难题及其应对策略

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通常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开展。然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却面临诸如国家间网络主权是否存在的争议、网络空间治理适用制度的差异以及不同意识形态融合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制约着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建构。事实上,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也纵容了跨国网络犯罪,妨碍了公民信息自由权利的实现。虽然当前的国际形势决定了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但是以捍卫网络主权、坚持网络合作的国际谈判与网络技术研发等为达成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而创造条件的努力不能停止。这对于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以及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合作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国际服务贸易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重点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能够发挥重要的支持和源泉作用.本文用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国际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我国服务贸易开放度与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探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带动不足的原因.最后提出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支撑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网络空间治理的学术研究视角及评述

网络空间治理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热点,但鉴于网络空间治理的复杂性,相关研究均是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切入,涉及内容复杂,且所用研究方法与解释理论差异显著。为更好地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学术研究,有必要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研究脉络、重心以及内容进行评述,从而找到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并以其作为未来研究的发力点。总体而言,现有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对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概念、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联的研究;对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研究;对治理背后各方力量及其格局的分析;以及对未来治理发展方向的探讨。目前研究的不足体现为:对于网络空间治理及其核心概念的界定仍缺乏共识;对网络空间治理机制的研究还存在诸多空白;尤其是相关研究以西方为主导,缺乏发展中国家视角。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不过,中国的新角色能否获得国际合法性认同,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变量的限制。     

美国意象中的中国国际角色

美国对中国的国际角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错误的认知,这些错误的认知与“美国意象”直接相关,而“美国意象”则来自于以“美国例外论”为基本传统的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偏见,既有有意偏见,也有无意偏见,但都同样直接受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天,由于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和美国自身利益的新变化,“美国意象”对中国国际角色产生了难得的认知“和谐”。不过,这种认知和谐仍然是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的,它不仅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而且在这种认知和谐背后有着严重的不和谐的政治意图。     

网络空间“再主权化”与国际网络治理的未来

与网络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去国家化的网络政治模式相反,"再主权化"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政治发展的新态势。这一趋势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网络政治互动的共同产物:一方面,国家权威通过建立和完善网络监管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明确了主权在网络空间的管辖范围和方式,将虚拟空间中的社会行为和行为主体重新纳入主权的内部性之中;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通过对外发展网络空间攻防、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从而确立其在网络安全中的主体地位。"再主权化"的发展给国际网络治理机制带来了深远影响。     

从自由到治理:海洋法对国际网络规则的启示

当代世界的网络等新空间,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争取国家利益方面可以比拟16世纪以来的海洋领域。海洋领域奠定的自由原则自17世纪在国际法上被广泛接受之后,不断受到国际海洋立法与实践的限制。数百年间,海洋自由原则在地理范围上被限缩,在内容上被约束,海洋自由正在被日益精密的海洋治理所替代。基于对海洋法发展的历史分析,可以探索出国际法整体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国际法观念与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其内容为国家利益所主导,其边界被人类的需求与能力所限定。由此,可以对网络等国际法新疆域的发展方向形成明确认识。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准确界定国家利益,瞄准国家需求,构建国际网络空间法的未来方案。     

论战争法在促进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一直以来,战争无疑是损害国际安全之最主要因素.而战争法作为调整战时各国关系以及规范交战各方行为的法律制度可以起到促进国际安全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战前正义之法可以起到限制国家任意发动战争的作用;二是战中正义之法通过规范交战各方的作战行为可以延缓战争规模的扩大,减少战争对安全的破坏性;三是战后正义之法通过战后战争罪行责任追究机制以及占领法可以起到消除潜在冲突和达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