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吗?——一个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作用及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直接促进居民身体、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推动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此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年龄阶段、户籍差异;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男性、中青年居民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明显强于对女性、老年居民的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年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仅在女性、中青年及农业户口居民中显著。因此,应审思互联网的正反双重功能,实现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居民身心健康。     

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民众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公平感、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均对政府满意度有正向显著作用,但是,受民众期望不一致的影响,社会公德感对政府满意度有负向显著作用;社会公平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信任感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信任感在社会公平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均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效应。社会心态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个人—社会—政府"的塑造路径下表现为:私人道德感→社会公平感→政府满意度、私人道德感→社会信任感→政府满意度。同时还发现,社会公德感在私人道德感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社会信任感在私人道德感与社会公德感之间均存在遮掩效应。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CSS(2015)]的数据验证了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社会冲突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 养老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具有显著性影响, 农民工对养老保障满意度越高, 社会冲突意识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中介效应显著。养老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 而农民工的收入公平感, 社会地位公平感, 城乡待遇公平感, 幸福感和政府信任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意识。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发布的国民金融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金融素养整体有待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成为居民获取各类信息的重要途径.然而,相关文献却鲜有关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为此,利用CFPS2014调查数据,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居民金融素养,且对高级金融素养的提升作用更大,部分结论在CFPS2018调查样本中依然成立;(2)互联网使用对初中、高中及大专学历群体的金融素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所有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学历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3)互联网使用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两条途径影响居民的金融素养.上述结论表明,应通过大力提高居民互联网的使用率、积极开展金融知识专项教育培训、着力拓展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渠道等方式,推动居民金融素养的有效提升.     

互联网使用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生育意愿一直是社会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是否使用互联网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与不使用互联网的职业女性相比,使用互联网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更低;（2）个人收入在互联网使用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且占比为28.77%;(3)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企业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为提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应在互联网语境中树立、引导正确的育儿观,同时完善职业女性生育保障与就业保障。     

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下的考察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要指标，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不断影响着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方式。使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 2014)数据，围绕理性选择和社会资本双重视角，尝试从中介机制和使用方式两方面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政治信任”问题。通过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分析互联网时代纵横向信息传播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将互联网使用方式分为集体介入—社会导向、集体介入—娱乐导向、个体介入—社会导向、个体介入—娱乐导向四种类型，并研究每种类型行为的特征取向和政治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资本建构都是互联网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中介机制，但两者作用相反，可能的原因是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顺应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资本建构逻辑；(2)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政治信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存在效应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使用行为的政治关联具有本质区别。因此，可借助互联网积极宣传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和治理成果以提高政府绩效评价，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基于CHFS 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家庭金融排斥,对支付储蓄排斥、信贷排斥和商业保险排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对支付储蓄排斥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对信贷排斥的抑制作用次之,对商业保险排斥的抑制作用最小;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区域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对户主为老年和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最为显著;社会互动和信息关注在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互联网使用率、拓展线上线下社会互动渠道、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关注度等,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社会资本对女性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对女性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机理。实证检验发现: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女性基层选举参与和社会性别意识,且社会性别意识在社会资本和女性基层选举参与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据此,应强化女性社会资本和优化女性社会性别意识,以进一步推进女性基层选举参与。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