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明遗民陈佐才交游考

陈佐才作为明末清初滇西一带声名较著的遗民诗人，其交游活动甚广。考察陈佐才的诗歌及他人著述，可知其交游对象主要有知名僧人、明末遗民及隐逸文人，他们之间的交游是明末清初滇南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不容忽视。     

李清照与宋代学士文化交游考

文人的交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李清照是北宋著名的女词人，文化交游活动足足伴随了她的一生，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她的文学创作。在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中，李清照卓越的文学才华受到大学士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大力褒奖，并和同时代的很多学士都保持着持久而密切的联系。李清照文采的流布、诗名的拓展以及诗词的传播，其根本助力都离不开其广泛的文化交游活动。     

贺知章交游考论

贺知章为初盛唐之交一位重要诗人，与当时众多一流诗人多有交往，在当时诗坛亦颇有高誉。胡可先教授《贺知章交游考》一文首考出与其交游者54人，而由于史料繁多，加上近年一些墓志的出土，贺知章的交游尚需再作考索。贺知章交游广泛，与其往来者既有朝臣文士，也不乏方外道友。贺知章与江南士人的唱和活动促成了以“吴中四士”为中坚的吴越诗人群的形成，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从贺知章与方外士人的交游，亦可看出当时佛教、道教传播之盛及其对士人与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黄仲则的交游及其诗歌创作

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不幸，科举考试接连败北，诗作时有凄凉之音，以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黄是一个落魄失意、孤苦伶仃的诗人。本文试图考察出，其交游颇为广泛，且有众多知己。其交游诗因对象身份不同，或侧重于才，或倾注于情，与其所处的文学环境、社会交游有着密切的关系。     

吴梦窗苏州仓幕交游考辨二题

通过考察吴梦窗在苏州仓幕期间与方万里、魏廷玉二人的交游及相关事迹，结合宋朝职官制度，补苴了前贤时彦的考证遗阙，纠正了一些误笺之处，为梦窗与二人交游词作的准确笺释和编年提供了帮助。     

近世广东词人与旗人词人词学交游考论

近世时期,与广东词人有过词学交游的旗人词人至少有12位。教授后学、唱酬吟咏、为词集作序跋是他们交游的主要形式。与旗人词人的交游是近世广东词坛对外交游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世广东词坛词体创作的繁荣兴旺。考察和讨论这些交游活动,可以为比较细致地观察以及尽可能清晰地勾勒近世广东词史提供有益的帮助。     

王安石与曾巩交疏辨

根据王、曾生平的交游往来，确定二人关系的疏远，当在熙宁初年。然后由王、曾二人的诗文入手，结合当时时事，分析二人晚年相揆的原因，在于政见上的一系列分歧；最后则进一步发掘学术思想的歧异对于二人交游的影响，以及在二人交疏的过程中，王安石的性格因素之作用。     

任昉交游形成的人脉与文脉

［摘要］任昉是南北朝时期骈文宗匠，时人有“沈诗任笔”之誉，又推其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清人孙德谦为研究骈文大家，在其《六朝丽指》中亦称“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但对任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甚为简略，而且因其作品多为诏策之制而颇受贬抑。因此，从研究任昉交游入手，去研究任昉的人脉和文脉以及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都很有价值。本文通过对任昉交游活动的梳理，来考察交游对任昉人脉、文脉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裘廷梁与梁启超交游考述

1897年下半年，裘延梁与梁启超结识、交游约4个月。其间，裘延梁阅读了梁启超赠予的抄本严译《天演论》并将进化论引入自己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梁启超言文合一的观点给裘延梁较多启发，由此加快了裘延梁维新思想的发展与白话文理论的形成。这是近代文学史上一段颇有意义的交游。     

南朝士人交游及其深层文化思考——以竟陵八友为中心

汉末以来交游之风兴盛不衰。南朝齐梁时期以竟陵八友文人集团为代表的士人交游,呈现出广泛性、开放性与复杂性等诸多特性。并且其交游大多为势交,这与当时浮竞的士风密切相关。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二陆”的悲情与创作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陆机和陆云被钟嵘称为"二陆",陆氏为东南望族,"二陆"的祖父陆逊是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为吴国的大司马。吴亡,陆机、陆云隐退故里10年,后到京城洛阳拜访时任太常的著名学者张华,受到器重,但政治上却不得志,陆机甚至死于"八王之乱"。陆机和陆云的性格迥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陆机繁缛,陆云鲜净。然而两人都很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传承的作用。陆机的作品《文赋》精微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在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美学标准和文体的分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主张。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真实的声音——巴金新时期艺术散文简论

巴金的《随想录》是新时期散文的先声。其中的艺术散文具有直面现实、尊重历史的勇气。作者对封建专制意识的沉痛批判和自我忏悔意识,代表了鲁迅之后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劫难后的生命选择,也代表着以＂五四＂为象征的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在中国的诞生和传播、生根和发芽的曲折历程。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释辨正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勘有“毋”“无”、“以”“已”、“归”“馈”之分歧，但均前者为是。“毋吾以”即“毋吾以居”，指不要像我一样（或与我一起）闲居在家。“方”指法度、准则。“哂”指笑，但此笑同于“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句（《庄子·秋水》）中的笑。“撰”作“馔”，“馔读日诠”，诠指“善言”（积极进取的话语）。“沂乎浴”指“岁时祓除畔浴”。“风乎舞雩”指唱吁嗟雩祭（舞雩是雩坛之专名）。“咏而归”指咏唱《诗经·噫嘻》而归。“吾与点”一语，即流露了孔子无可奈何的感伤，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曾哲的批评。     

“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张华何以如此激赏陆机

陆机北上入洛,得到张华的激赏,顺利的融入到洛阳贵族群体。那么,张华为什么如此激赏陆机兄弟？其原因有三,一是陆机玄妙的谈吐、不凡的仪容气度得到了张华的认同。这与西晋仕群体的品评风气有关。二是陆机的博学的旨趣、奇高的才情、典雅的诗文及预流式的文学观念,得到张华器重。这与张华的文学领袖身份和对文学命运的思考有关。三是张华政治上力主伐吴,陆机作为吴国的文士的代表、＂南金＂领袖被张华延引,增加了张华的政治砝码。这与张华的政治身份有关。     

吴骞与《临安志》研究

吴骞是清代著名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曾建造拜经楼以藏书。《临安志》为吴骞藏书的精华,其也曾以此为荣。通过对《临安志》的收藏,吴骞与黄丕烈、陈缱等人频繁往来,互相借鉴、诗文唱和,从而构成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吴骞去世后,其所藏《临安志》开始流散并被递藏：其中,（淳祜）《临安志》被陆心源递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淳）《临安志》被丁氏递藏,现藏南京图书馆;（乾道）《临安志》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唐诗纪》作者吴瑭生平三辨

在“全唐诗”编暴史上，明代的《盾诗纪》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葱义。然由，由丁臂多原因，长期以来，学界关注不够。偶见有学者对其编者吴瑭稍有考释，亦是讹误迭出。通过对吴氏的字号里贯、学历仕进及刻书活动进行考辨，可以知道：《唐诗纪》的编者吴瑁字孟白，徽州歙县人，寓居白下，曾游学南雍．于金陵辑刻书籍多种。明代著名的刻坊“西爽堂”并非吴璀所创建，将其堂主昊仲虚与昊塘视为一人，尚不足为证。吴瑁为保存古籍善本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