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职青年的教育回报——基于性别与独生子女身份的分析

有关收入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现有文献过分关注市场转型,忽视了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指出,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是影响收入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2004年青年发展状况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非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表现突出,女性处于劣势地位;但在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并不存在。这一现象与独生子女的出生家庭和教育获得紧密相关。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独立与权利：中美女性主义运动与性别平等观念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比较了20世纪末中美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后发现,两国性别平等观念的差异并不表现为平等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观念模式的不同,中国社会的分工平等意识强于美国,但权利平等意识弱于美国。本文认为,20世纪中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以性别平等为目标,对人们的性别平等观念有重要影响。中美性别平等观念模式的差异与两国女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共识框架不同有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二者在动员机制上的差异及其对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影响。结果发现,那些在美国能够影响性别平等观念形成的微观机制在中国却难以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能够借助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将性别平等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而美国女权运动的动员却没有这样的优势,人们因此有较多的选择空间。     

社会性别视角下内地与香港地区社会福利政策之比较

性别问题曾经是内地与香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过程中易被忽视的政策＂盲区＂之一。内地与香港尽管在社会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女性所获得的福利水平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地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制订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盲点＂却成为内地与香港社会福利政策不能满足性别利益需求的共同制度缺陷。这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盲区＂,无疑对女性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如何从两性平等的角度出发,反对性别歧视,倡导针对女性群体的社会网络支持和社会资本建设,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应成为今后两地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     

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

1980—2000年间,瑞典政府为适应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克服中性-平等政策的不足,对性别平等政策进行了改革。通过改革,性别平等政策目标由关注家庭中的性别中立转向关注两性的权利与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由关注家庭内部与劳动力市场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性别平等政策的内容由关注女性的地位转向关注男性的责任;性别平等政策的本质表现为从关注女性的角色与地位转向关注女性的权利与利益。性别平等主流化开启了社会政策制定的新视角,使各政策领域纳入了性别平等的向度,并进一步拓展了性别平等政策的范围,使性别平等延展到社会的各项政策中去。瑞典政党虽更迭频繁,但性别平等政策保持了制度的连续性,并使性别平等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瑞典这一时期性别平等政策的改革为世界各国性别平等政策制定与发展提供了经典案例。     

家务劳动分工和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婚妇女就业率越来越高,特别是近20年来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些劳动妇女仍然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过去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人或夫妇双方的特殊因素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宏观层次因素对家务劳动的分工有着重大影响。本文旨在研究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美国的社会学家对22个工业国家的家务劳动分工的研究表明,性别不平等对家务分工有较大的影响。国家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差异,如在工资、职业升迁轨迹、性别意识、政治权力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家务劳动的分工。例如…     

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评估——基于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妇女发展纲要的要求，从国情出发，参照反映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常用指标，尝试构建了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作出评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均处于中等发展程度，与健康、教育和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相比，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还相对滞后，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保姆荒”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分析

我国的家政服务市场已经多年受困于保姆荒,主流经济学虽然用供求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其提高工资的对策并未能有效解决保姆荒。主流经济学的社会性别视角缺失决定了在其理论范式内根本无法建立一个赋予女性平等经济地位的理论,家务劳动中感情与道德的投入是市场根本无法衡量的,其价值长期被低估。女性主义经济学除对保姆荒的分析赋予社会性别视角外,还引入阶级分析的观点,充分考虑了社会性别平等与阶级平等的密切关系。保姆荒暴露的市场失灵要求重新评价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摆脱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影响,在追求社会性别平等与阶级平等中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中国老年歧视的制度性根源与老年人公共政策的重构

老年歧视的产生原因包括个体、社会、制度、文化、历史传承等不同层面。本研究在分析老年歧视制度性根源和制度性老年歧视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我国老年人公共政策体系进行系统评价。研究认为,老年歧视的制度性根源将社会对老年人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以制度的形式固化和合理化,直接制约了老年人平等获得资源和机会的途径。因此,应以公平、平等的价值理念重建老年人公共政策,为积极老龄化提供制度保障。     

论互联网与性别平等

互联网蕴含着性别平等的基本精神,它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推进了性别平等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阻碍性别平等的潜在威胁。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

社会工作场域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主要体现在职业和岗位两个层次上。照顾服务的女性化和社会工作作为照顾服务提供者的形象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而男性权力在社会工作场域中的再生产则是导致岗位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种隐蔽的性别不平等,而且因为这种不平等会妨碍社会工作推动性别平等的使命。为了消除性别隔离,笔者建议提升社会工作场域的性别意识;推动职业期望的去性别化,促进每个从业者的自我实现;重塑社会工作形象,吸引更多男性加入。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性别立法与社会公共政策

作者将中国50年来性别立法与政策分为计划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两个阶段,并用社会性别的视角从诸多方面描述和分析了中国的性别立法与公共政策。     

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的性别差异——以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为例

本文通过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互联网使用者的平均工资收入是非使用者的1.38倍;同时,互联网溢价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互联网工资溢价为男性互联网工资溢价的90.6%。此外,本文发现,互联网工资溢价效应与人们的网络行为密切相关。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女性互联网使用者之间,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女性具有更强烈的使用互联网资源进行再学习和人力资本再积累的偏好。在传统的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研究框架下,本文着重于探析性别文化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偏好和使用方式,从而成为导致网络空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的重要原因和机制。     

性别意识主流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人类社会由两性构成,如果两性发展平等,两性关系协调,就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国际劳工局于1999年提出了社会性别平等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主流化,就是"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即指政府和各级组织在政治、经济、教育、传媒、环境、消除贫困等各个方面,促进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政策和措施,要求政府在所有政策和项目中加进性别视角,在做出决定之前分析其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影响.也就是说,在制定政策时,将男女两性的利益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考虑,并将男女两性都视为社会发展主体,协调发展,公平受益,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性别意识主流化目前在我国已受到各方关注,从我国提出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来看,性别意识主流化是其应有之义.     

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协调功能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层次结构在分化,利益关系格局在调整,导致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公共政策活动具有引导利益观念、协调利益冲突、整合利益分化和分配社会利益价值等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依赖于公共政策活动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即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妥协机制和健全公共政策活动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     

试论妇女立法参与

妇女立法参与作为公民有序立法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立法民主化和女性立法参与主体化的重要方面.以性别分析理论为基础,可以得出这样的概念:妇女立法参与是一种立法参与的权力获得,其目的是平等的分享立法意志的表达权,从而影响利益的性别平等分配.提升妇女的立法参与能力可以增加妇女的立法影响力,而妇女的立法影响力又由妇女在法律中对性别问题的发现能力、法律问题的建构能力和立法的游说能力构成,并受立法体制和程序的制约.研究妇女立法参与问题可以改变传统法律的男性单一视角,促进法律的公正性发展.     

中国性别理论研究综述

透视中国现代性别理论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妇女历史的重构、造成女性从属性根源的探索、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研究、性别平等研究、方法论研究等五个方面。     

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1982-2010

本文使用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四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详尽、统一的职业分类系统,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职业的性别隔离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全部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自1982年至今持续上升。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高,自1990年以来不断下降。本研究明确区分了职业结构的变化和性别构成的变化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后者对理解性别不平等更有实质意义。     

贫困与自由:基于印度“不平等”的宪政分析

"结束贫困、愚昧、疾病和机会不平等"是印度建国时的任务,但至今仍未完成.这也正是阿玛蒂亚·森和让·德雷兹在<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中论述的主题.森和德雷兹通过对印度三个邦(克拉克邦、西孟加拉邦、北方邦)的研究发现,在实行多党制民主的国家里,可以通过程序性反对来影响政府的议程,有必要把审查公众批评优先次序和政府自身相对关注的重点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从而为"结束贫困、愚昧、疾病和机会不平等"提供可能.显然,森和德雷兹的研究进路和理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处于转型阶段的"贫困与不平等"进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公共政策及法律来"结束贫困与不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真正实现公平的全球化及消灭贫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