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武旁流：阳湖派与桐城派关系新论

阳湖派与桐城派之间的隶属关系问题是清代散文史上的一桩公案，当下文学史叙述中通常将阳湖派视为桐城支脉。然而从文学流派的角度考察，阳湖派实际上并不具有后世文学理论所定义的诸要素，这是造成学界对两派关系无法形成共识的重要原因。还原历史语境，阳湖派其实是清人特定地域和学术观念下具有家族相似性，呈群星散点式分布的古文流派。阳湖也并非桐城分支，而是各自独立。乾嘉时期，桐城派有意识的结构流派是造成阳湖在后世依附于桐城这一文学现象的关键因素，这使得阳湖派在文学史叙述中失去其应有地位。再加上后世研究者远离清人语境，用后置文学流派分析前代文学现象时预设了流派对话的“前理解”，遮蔽了古今流派观念差异，更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印象。     

传义法与笃师说:桐城文派传衍初期的不同倾向

姚鼐古文理论不尽主于义法,其标举桐城文统亦有学术、文章两层意涵,因而姚门弟子对桐城文章的阐扬各有侧重,这也造成桐城文派传衍的复杂情形。吴德旋囿于义法,以归、姚为正体,走上偏狭一路。陈用光申发姚氏兼重义理、考据、辞章之说,以学助文,持平汉宋,古文理论更加通达。这两种倾向共同作用,使古文正统渐归桐城,同时异趣者亦被排除在外,其与阳湖文派之互动最为著例。在这一过程中,桐城文派的学术色彩逐渐剥落,而文学流派特征愈发显著,此间可见文学流派传衍的不同面向,以及文学史"过程"的丰富意涵。     

粤东北客家拳派的历史成因探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和访谈法,对粤东北客家拳派的历史成因进行调研发现,粤东北客家拳派与中原武术流派以及江西、福建等地南派拳种有渊源关系,它的形成有中原武术随客人南迁而来的因素,主要是受到清代"反清复明"等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与"天地会"等秘密结社组织的武艺传播有重大关系。梅州地区的"尚武"民风客观上推动了客家拳派的发展,当地社会、自然等生态环境对技击风格形成有一定影响。     

论张惠言的古文观

张惠言是清代中叶的经学大师,也是阳湖文派的精神领袖,将经术与文学融会贯通,是其古文的一大特征,也是其古文观的基本精神。其具体表现,即在尊重古文作为文学样式的独立性和美学特质的同时,大力推崇古文的现实功用,渗透着强烈的经世理念,而不斤斤于门户派别。其古文观,是时代变革在文学领域内的先声。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

竟陵派为晚明文坛重要流派之一,回顾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对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都不无裨益.明末几社对竟陵派的批评开清代批评之先河.清人对竟陵派散文的种种非议和指斥,对现代的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动下,现代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批评争鸣,在80年代后走向繁荣.近400年研究史形成"矫弊说"、"对立,,说、"互补"说、"亡国之音"说、"脱离现实"说、"格局狭小"说、"革新"说、"保守"说等批评范式.在竟陵派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多元的批评,主张摆脱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深入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系统探究.     

理初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以俞正燮、程恩泽为例

理初学派,是清代嘉道时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该派的创始人为皖派著名学者俞正燮.理初学派以俞正燮、程恩泽为首,其他核心成员有汪文台、汤球、程鸿诏等.该派在历史地理研究上既承续乾嘉学派,又独具特色.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考据,但又能将考据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在边疆地理学和地名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为清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金代“国朝文派”的性质及其内涵新探

“国朝文派”语出元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当下学者一般将它理解为诗歌流派,而实际上它应是与诗歌相对的文章流派。国朝文派又名中州文派、唐宋文派。“国朝”主要体现其国家属性,“中州”主要体现其地域特征,“唐宋”主要体现其正统意识。     

读《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随札

清代诗文词的研究,在现今学界是冷寂的一隅。尽管爱新觉罗氏王朝统治下的这近三百年的文学与文化,与现当代人文的衍化演展,关系是如此密迩,可是除了宿老们晚近掌故之谈似尚闹猛外,该领域的研究景观实多荒疏。就中相对言之,关于常州词派的话题,勉可称为热点。这自是与承沿此派成后劲的“临桂派”以及朱古微等晚清四大家的法乳犹存有关。流派与群体的梳理与整合,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两宋以还,文学流派渐见长足发展,尤为文学的微观与宏观研究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文学流派的研究,又理应就各个流派之创作实践及其理论建…     

论张惠言

张惠言是乾嘉时期“常州学派’的中坚,他对易、礼的研究既是清初汉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回归,又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一种先导。他的易学思想直接影响了“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作为“阳湖文派”的主将,他的散文朴茂劲健,于淡泊中见恨激,于平和中写忧患。作为“常州调派”的领袖,他主张词创作要尊词体,崇正声,重比兴,有寄托,发幽隐,导渊源。读词、说词要做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他的词作充分显示了该派“尔雅哀怨”的特点。     

沈从文严肃文学观观照下的京派和海派

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发展衍变的过程可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一向抱定严肃文学观不放的沈从文看来,以周作人、废名为首的前期主要成员,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已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即由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向消极的“趣味个人主义”转化,并于1933年后与“海派”相融合。沈从文的《论冯文炳》、《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文章,实际上是对文学上的“趣味个人主义”和商人习气的共同批判。其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捍卫中国新文学的庄严性。     

“文学自觉”年代辨疑

关于"文学自觉"的起始时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较为激烈的问题.究其原因乃在于众家对"文学自觉"判断标准的理解各不相同.其实,"文学自觉"是指创作群体为文学而文学的意识和对文学技术和创作个性化的有意识追求行为.换句话说,"文学自觉"的标准应是以抒情性为特点的内自觉与以形式表现为特点的外自觉的统一体.     

文学研究中的全球视野与本土意识

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是一种追求和谐,但同时保持各自的文化身份的共存和共处的关系。文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与本土意识。全球视野是指在文学研究中,我们要放眼全球;“本土意识”则强调文学的发展必须具有民族性。     

桐城派文论与《文心雕龙》的暗合——徐复观《文心雕龙》研究扩展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作为一位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两者都颇有渊源,并对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关系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它们有许多暗合之处。特别是在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桐城派文论对《文心雕龙》都有继承和超越。通过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关系的细致考察和疏通条贯,徐复观希望展现古今文学发展的轨迹,沟通中西文学理论,为建立中国现代文体论作奠基尝试。     

知识分子、“公文复写”与“自我批判”——从《大众文艺丛刊》看1948年的“文艺运动”

1948年的"文艺运动"是左翼文艺界发起的一场政治整风运动.其主要刊物<大众文艺丛刊>从创刊伊始就力图把自己表述为"主流代表"与"主导方向",它的纲领性宣言呈现出一种学习、响应式的公文写作的特征.这场运动所反映出来的学术与政治的混淆问题、"自我批判"对合理界限的超越问题,为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隐喻视角.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观

日本的文学思潮观形成于对欧洲文学思潮的译介,厨川白村最早进行欧洲文学思潮史的系统研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潮观,成了后来日、中研究者仿效的主要范例。受厨川白村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以及文学研究会均受到日本影响。中国的艺术思潮研究走了一条与日本近似而且联系紧密的道路,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介。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张之洞与文学研究法

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1903年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其中“文学研究法”的课程方案反映了“文学理论”学科早期发展的情况。主要论述了章程的制定,课程的起源,“文学研究法”这门课程在1910年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开设,不久便被“中国文学”课取代,从中可以看出世纪之初中国“文学理论”的转变轨迹。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