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现实世界的“人”——从《悭吝人》看莫里哀喜剧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

喜剧《悭吝人》是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品之一,刻画了阿巴贡这一悭吝人的形象,突出表现了莫里哀性格喜剧的特点.以《悭吝人》着眼,综观莫里哀的创作,其喜剧不仅改变了西方戏剧崇悲剧贬喜剧的传统,同时其性格喜剧使西方叙事文学开始真正转向写"人"这一现实性层面.     

唐璜形象的时空演变

唐璜与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在西方并称"四大不朽人物",其形象源于西班牙传说.在莫利纳、莫里哀、莫扎特、拜伦、普希金,梅里美、肖伯纳和弗里施等各个时代、各个国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唐璜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反映出不同的思想倾向与审美评价,但美丽的青春和对性爱的追求始终是这一形象不可或缺的的标志.     

悲喜交错乎？──莫里哀喜剧艺术风格质疑

悲喜交错乎？──莫里哀喜剧艺术风格质疑胡健生迄今为上，在我国各类外国文学教科书和大量有关莫里哀研究的学术论文中，对莫里哀喜剧艺术风格问题均持相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莫里哀在其喜剧创作中，有意运用了＂把悲剧因素引入喜剧里面＂（或曰＂在喜剧中掺入悲剧因素＂...     

论莫里哀对古典主义的突破——莫里哀喜剧创作新探

一莫里哀(Molier,1622—1673)创作的时期,正值法国古典主义思潮盛行的时期。人们往往这样规定莫里哀的地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的喜剧作家,而且还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奠基者。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定,在莫里哀的研究中,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看法。然而,认真研究莫里哀全部创作的人,如果用古典主义理论来规定莫里哀的全     

简论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

《伪君子》的创作和演出过程，表现了莫里哀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勇气。特别对答尔丢失的形象分析，揭示了宗教骗子的狡诈和虚伪，也揭示了社会的伪善。《伪君子》作为一部喜剧，只有短短的五幕，可是却有独特的开场艺术，深化了作品主题。     

词语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不同的文化会对词语的内涵意义,尤其是习语的内涵意义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了准确地理解和翻译原语语言的内涵意义,译者首先要精通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可以采用保留形象、移植形象、转换形象等策略,以便译出原语的形象、喻意、修辞,及其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     

译者的文化干预——论林黛玉的文学形象再现

文学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对人物的肖像、语言和思维描写以及对人物所处环境和景物的描写来体现的。在翻译中,文化差异往往会导致译者在再现原文文学形象时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描写进行文化干预,因此《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在杨译和霍译两个版本中的塑造是不尽相同的。     

社会网络分析视阈下的应用翻译译者主导及改善措施

应用翻译具有不同于文学翻译的鲜明特点,容易导致译者主导。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用来从结构、资源、规范和动态四个维度对应用翻译网络中译者主导的形成进行形象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中平衡理论的相互性原则和传递性原则来对整个应用翻译网络进行改善,以监控译者的活动并促进著、译、读者之间的沟通协调,从而共同提高应用翻译中信息传递的质量和效率。     

“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本没有终极的意义。翻译的主要任务是传达意义,而无法完全准确科学地获取意义则使源文难以逃脱翻译暴力的侵袭。中国典籍文化的深厚性使其在经过译者的理解和再表达后更易遭受种种损伤。翻译暴力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暴力阻碍文化交流,积极暴力促进文化交流。译者无法避免翻译暴力,所以译者的明智之举是切实规避消极暴力,适当采取积极暴力,以便忠实源文精神,守住伦理底线。翻译暴力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之间是矛盾统一的关系,译者应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促进者,而不是阻碍者。译者在典籍英译中要坚决维护中国文化的正面形象,灵活运用积极暴力,增加源文的可译空间,努力促成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中国文化在异域他乡广为流传,泽披天下。     

评李健吾对莫里哀喜剧的研究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莫里哀喜剧研究者,李健吾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对莫里哀喜剧博大精深的研究成果,而且为我们展示了属于他自身的独特的研究个性。他的研究工作证实了这样一个命题:“创作家根据生活和他的存在,提炼出他的艺术;批评家根据前者的艺术和自我的存在,不仅说出见解,进而企图完成批评的使命,因此它本身也正是一种艺术”① 。     

抗战时期中国形象的建构：基于国际友人视角

抗战时期,美国作家温台尔·威尔基在所撰写的《天下一家》一书中,通过自己在中国的现场体验和对中国政治、经济及民众抗战的切身感受,在美国人民面前呈现出新的中国形象。这种新形象的建立,为美国对华援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芦焚乡土小说创作的荒野意象

芦焚小说创作的荒野意象凝聚着作家复杂而又深沉的乡土情结。透过荒野意象，芦焚的乡土小说表现了中原乡村大地的异化与挣扎。同时，对荒野意象的关注表现出作家强烈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情怀。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关于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读徐志宏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读徐志宏、秦宣主编的《邓小平概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获益良多 ,同时对该书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引用邓小平话语”、“领导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等等提出质疑。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略论李泽厚新时期学思历程

1980年代李泽厚在哲学、美学(含文艺学)及中国思想史三大领域以其深厚学养应对了时代呼唤,扮演了思想大师的角色,“凸显”其思想家的形象;1990年代他经历了从“告别革命-倡导改良-不谈启蒙-不谈政治”的精神演化,由于无力生产新的思想来呼应1990年代中国社会语境的精神亟需而逐渐“淡出”思想界。1994年他所以断言1990年代“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可能与他的角色自期及其未能理解人文学者的角色自觉所蕴涵的价值有关。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反思——以政党政治与军权政治为视角

民初政体模式实践在内阁制与总统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复,这种反复,不论胜负,都可视为辛亥革命的成果。其间,政党政治蔚为壮观,然而浩大的声势并不能遮掩其幼稚的本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等都因其自身的幼稚与脆弱未能守住资产阶级的政体。当袁世凯祭起军权独裁的大旗时,民初的政体模式已经走向了它的宿命,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列文森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列文森是美国 2 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本文主要对列文森的两部学术代表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卷本 )进行剖析 ,并对列文森的研究特点作了考察 ,认为他浓厚的“犹太情结”对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有深刻影响 ;他的历史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 ,他在阐述问题时喜欢用二分法 ,他有着强烈、深刻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