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认同危机及其应对

随着农村生产、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村认同的基础发生了较大改变。村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农村社区共同性降低,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农村社区异质性增强,"合村并居"带来农村社区融合困难。农村社区认同及其边界逐渐模糊甚至瓦解,降低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不利于农民之间的合作,也给农村社区带来治理上的困难,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正朝着"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迈进,培育社区组织、完善社区服务、重构社区文化成为农村社区认同建设的有效途径。     

流动性平衡：“村改居”社区的空间生成与秩序实现

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并从农村获取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居住,重构农民生活空间。“村改居”社区空间的商品性、阶层性、共有性和规则多元性,意味着其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更为多元的利益主体。在“村改居”空间生产阶段缺乏参与的农民,入住新型社区之后,与乡村干部在公共空间利用上展开机智灵活的竞争。他们基于产权性、生计性和补偿性理由,施展富有权宜性和流动性的策略,修改了政府单向度规训农民生活的治理框架,型塑出社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景观。在“村改居”社区空间秩序达成中,基于主体互动达成的流动性平衡机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在农民生活空间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有必要确立农民参与建设、治理自身生活空间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的政社互动形成有活力的新社会空间治理共同体。     

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参与——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战略．农村的社区建设是其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下农村社区建设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究其根源,政府、中间组织和个人的角色扮演是主要问题所在。因此,如何提高农民的社区参与,如何实现农村社区建设广泛的社会参与,政府、居委会、企业和社会成员都需要积极对待,并从建设资金、服务设施、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具体支持和广泛参与。     

“村转居”社区：特点、问题与建设方向

"村转居"社区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理论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村转居"社区既不同于城市传统社区也有别于农村村落社区,主要特点有:居住人口密度高、异质性强、流动性大;经济支持形态以房屋出租为主要方式;社会交往多以传统的交往为主;社区内公共物品供给独特等."村转居"社区存在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衔接过渡中社区管理的利益争夺问题;社区社会联结方式上的内卷封闭问题;社区管理行政化与认同薄弱问题;社区服务缺乏问题等."村转居"社区的建设近期应理顺集体经济组织与新社区的关系,妥善处理村集体经济实体与新社区机构的摩擦,增强"村转居"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期要切实落实"村转居"社区的自治与选举权,理顺政府指导和社区自治的关系;远期建设的目标;要完善"村转居"社区的服务功能,实现村转居社区全面融入城市一体.     

“四位一体”：城乡居民享受“一站式”服务

为实现城乡有效衔接、协调发展,江苏省南通市经过多次调研后,提出了城乡统筹社区协调发展的工作思路,将原有城乡分设的“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小组”合并为“城乡社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并将城乡统筹这项工作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最迫切的问题,让城乡居民真正享受社会改革带来的幸福。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社会工作的制度思考

简要分析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指出中国农村加强和完善专业社会工作的相关建议。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管理体系,大力发展农村社区教育,促进社区社会工作的形成,完善农村专业社会工作队伍建设,发挥其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作用。中国农村基础社区专业社会工作必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改制型社区建设中基层政府的角色转换与功能定位——以武汉市Z镇新社区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是地方经济和社会管理的主导力量,在构建和谐社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会急剧转型,基层政府在改制型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出现了"错位"、"越位"、"缺位"等角色失调和功能紊乱现象。在改制型社区建设和管理过程中,适应改制型社区建设的现实需要,基层政府要尽快转变角色,学会从农村社区向都市型社区管理的转变,明确功能定位,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为己任,不断强化社会管理,提升服务功能,为改制型社区良性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的农村社区与基层责任政府建设

农村社区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学兴起的一种主要社会管理方式,而我国农村独特的"内在熟人社会"发展模式,决定了当前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时期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同时,在政府社会管理转型时期,政府主导依然是推进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因此,政府责任体系建设也是必然的选择。     

基于社区发展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主体选择与培育机制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政府、企业、农民等主体在农村生态环境利益上的诉求差异与冲突,协调这一冲突的关键在于深入发掘农村社区这一主体在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通过社区发展的主体、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培育,构建起以农民为生力军、以农村社区为平台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基本保障框架。     

农村社区教育与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帮助农民打造积极、文明、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离不开合理的教育引领。农村社区教育具备知识传播、文化娱乐、健康服务、道德教育、人际关系弥补等有助于提升农民生活方式的功能。因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程度不同，农村社区教育的类型和层次应因地制宜。办好农村社区教育，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及资金保障，加强管理及配套体制建设，还应强调农村社区教育的公益性质，注意规避商业化的不良倾向等问题。     

我国农村“迁村并居”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迁村并居”有利于改革落后的农村结构和管理体制,节约土地,集中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生活成本上升,“熟人社会”被打破,农民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社区规模变大、功能增多、成员构成复杂,管理难度加大;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背后的巨大利益或追求政绩工程,行政力量干预过度带来诸多“后遗症”.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依据本地客观现实,关注农民实际利益诉求,按照内在规律开展迁村并居工作;充分考虑农民长远生计,更多地关注、解决迁村并居后农民面临的新问题,培训农民提高其素质和能力,扩大其就业渠道,创建新的社区文化与城市接轨,帮助农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完善社区政策法规,加强社区管理,扩大社区服务功能,保障农民方便生产、方便生活和居住.     

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工作状况与思想心态——对云南农村干部学院大学生“村官”学员的调查与分析

对云南农村干部学院大学生"村官"学员的调查和分析表明,云南省选聘到全省各地任职的大学生"村官",无论具体担任何种职务,都能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做好自己所担负的村"两委"日常工作事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完成好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重要工作。在服务农民、建设农村的具体实践中,大学生"村官"们不仅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密切融洽的关系,加深了对农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而且通过基层的实践和锻炼,加深了对国情、农情的深刻认识,提高了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的实际本领和能力,成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同时,针对大学生"村官"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建议各级党委、政府为大学生"村官"今后更好地履职尽责、发挥作用以及不断成长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条件。     

再议农民“看病难、看病贵”

目前,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大因素,更直接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文章从加大政府投入、建立农民平价医院、城乡医疗资源共享三方面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出对策.     

为创新社区管理设立“落脚点”

创新社会管理已成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如何在社区创新社会管理、提升管理效能呢?我认为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一)设立专门的"社区管理办公室",理顺政府、社区、服务中心的关系。由于社区是自治组织,政府职能部门的各项工作有许多下沉到社区,造成了社区     

农村青年“本地化打工”与城市融入:以浙江嘉兴为例

"本地化打工"是浙江省嘉兴市农村社区青年就业的主要特点。对于农村社区的"城市融入"而言,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是避免了农民"城市融入"所必须的心理震荡;二是避免了农民"城市融入"所付出的空间转移成本;三是避免了农民"城市融入"所导致的"乡村空离化"。它通过牢固保留住农村社区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避免了农民"城市融入"所导致的"离乡又离土"的城市化困境,维持了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资源和动力,为中国农村社区发展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很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需要农民合作才能解决,正在推行的农村"村村通"工程的实践为研究农民合作难题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个县84个行政村的调查,用Prob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项目因素后,影响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因素主要是村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社区特征异质性对集体行动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程度较弱;劳动力流动对集体行动没有影响。相关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基于“三位一体”视角的农村 普惠金融体系构建

市场、政府与社区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三股力量。农村金融体系成长是市场内生作用力的结果,市场应起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农村普惠金融自身的特性,要让每一个贫困人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强制组建以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成长的效率。理论上讲,市场失灵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和法令程序来强制履行合约得到解决,但强制履行合约的高制度成本与高组织成本导致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构建中的政府失灵。而农村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与政府双层失灵的缺陷。因此,要能较好的为农村贫困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必须构建市场、政府、农村社区密切结合,能相互弥补缺陷的“三位一体”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     

“黄岛模式”探析

青岛市黄岛区于2005年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建立和谐社区建设标准,"六型社区"建设模式被国家民政部誉为"黄岛模式"。自农村社区创建工作开始以来,全区上下全面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城乡社会救助等制度,形成了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始终走在全国同类地区的前列。     

农民城:农村城市化的新探索

农民城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化现象,主要是指在一些农村地区依靠区位优势,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农民自己出资建设、自己管理,并且具备城市功能、基础设施配套的农村新型城镇。作为农村城市化途径的一种新探索,农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