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行三”质疑——与骆承烈同志商榷

<正> 骆承烈同志的《周公行三辨》(《东岳论丛》1983年第4期)一文,说周公行三,乍看似有道理,但仔细推敲,感到理由不足,结论值得商榷.骆承烈同志依据后于《史记》的《列女传》与《白虎通》的说法来推翻《史记》的周公行四说,就很难令人信服.这不仅是晚近的史料总不如古远的史料可靠,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提出周公旦行四说,是于古有据的.《孟子·公孙丑下》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这项先秦史料值得重视.从哲学思想讲,太史公虽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班固语),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历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有计划的市场调节”质疑——与宋养琰同志商榷

《江淮论坛》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刊登了宋养琰同志的《论有计划的市场调节》的文章。(以下简称宋文)文章在论述了什么是市场和市场调节以后,提出了“有计划市场调节”概念。我认为,这一概念不够科学,值得商榷。     

两点质疑——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关于怎样理解“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个命题,张江明同志在《要充分认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在唯物论中的意义》(以下简称《意义》)一文中,针对一些与他不同的意见,重申了他认为这个命题“既是哲学的认识论,又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的主张。现在提出两点质疑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捻军正名”质疑——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1960年2月出版的《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刊载了罗尔纲同志的一篇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我在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以后,逐渐地产生了几个疑问。现在提出来,请罗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罗先生认为,在我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活跃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其中主要是安徽的蒙、亳地区的起义农民,即通常被称为捻军者,不应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请”——如1855年张乐行号为“大汉明命王”后,就应称为“大汉起义军”或“大汉”;1857年“加入太平天国”后,应称为“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太平天国龚得树部”等;1863年蒙、亳军队数万人请“遵王赖文光领导”后,应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或“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部”、“太     

“含蓄—文艺基本规律”论质疑——与刘彦钊同志商榷

读了《含蓄也是文艺的基本规律之一》一文,略有异议,故撰此拙文,谈谈个人的看法,与刘彦钊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各位专家、同行。 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史的事实表明:含蓄乃是文艺创作的一种重要表现方法和文艺作品的风格,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表现,而不是文艺的基本规律。因为基本规律即事物发展的基本法则。它是对事物本质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社会有社会的基本规律,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文艺当然也不例外,但却不是含蓄。     

教育终极目的论质疑——与朱本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教育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反对教育受社会的政治经济制约并为其服务的观点,这种观点借口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主张教育应以发展人为主,提倡“人的教育”,这就引发了所谓“教育工具论”与“教育本体论”之争。我们认为,“教育本体论”其实不过是历史上“为教育而教育”论调的翻版而已。值得关注的是,“教育本体论”的论调还有一定的市场,“教育终极目的论”便是其一。     

“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质疑——与胡义成同志商榷

胡义成同志在《实践属性之再探索》(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胡文。)中认为,实践除了固有目的性、社会性和能动性等之外,还具有无目的性、生物性和被动性等属性;并由此提出了“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等命题。我们认为,作者提出的实践具有无目的性以及实践的无目的性与目的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和命题,是难以成立的。在此,愿将我们的几点看法,就教于胡义成同志。     

高杰北征辨——兼与顾诚先生商榷

高杰北征是南明弘光朝廷唯一一次大规模的抗清军事行动。固然 ,由于出了叛徒 ,主帅身死 ,是出师未捷 ,然其性质不容篡改 ,其影响不可低估 ,其组织者参予者如史可法、高杰等均不失为魁磊男子 ,民族英雄。顾诚《南明史》的相关阐述惜乎昧于局势、惑于谬说、益以鉴别史料的工力未能如愿 ,因而做出了完全悖乎史实的评判 ,谨予以澄清     

共鸣美感性质疑析——与李壮鹰同志商榷

共鸣,主体在艺术审美过程中一种很有普遍意义的心理现象和情感活动,李壮鹰同志在《共鸣非美感说》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新的探讨,读后得益匪浅。但是,在艺术的共鸣是否具有美感性质的问题上,笔者有些不同的认识,试胪列以祈教正。     

爱情源于原始社会质疑——与杜玉亭同志商榷

对原始社会的婚姻和两性关系做系统的研究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在这一课题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成果硕著。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把这一成果公诸于世,并做了集中的、精辟的说明。但是,由于原始社会早已做古,可供研究的典型活例已极少见,实地调察困难重重,而人们提供的某些材料又多真伪混杂,零散片断,所以,恩格斯论证原始人类两性关系的某些叙述乃至某些判断都还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不应该看成为最后定论。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理论的发展,恩格斯的论述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正。 杜玉亭同志的《基诺族的恋爱特点与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杜文》)     

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质疑——与史国瑞同志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年第二期,刊有史国瑞同志的《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一文(以下简称“史文”),其中提出了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这是关系到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必然要引起读者的注意。但是,倘对文献材料进行一番全面的分析,就不难发现义和团镇压白莲教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从引文谈起。 “史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义和团既以‘扶清灭洋’为宗旨,就 必然恃武力反对或镇压其他组织的反清活 动。事实也正是如此。一九○○年七月中旬, 围攻北京公使馆的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形势     

美的本质疑析——兼与刘纲纪同志商榷

一刘纲纪同志在《关于马克思论美》一文中说:马克思说过:“劳动创造了美”。这在美学史上,是一个标志着美学的重大变革的命题。如果我们同意这个命题,那么要认清美的本质,就必须研究劳动的本质。而劳动的本质正在于它是人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活动,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所以,主张“劳动创造了美”的马克思无疑是以“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作为他对美的本质的认识的基础的。这段话把“劳动”作为研究美的出发点,实际上,“劳动创造美”的观点虽能解释一些审美现象,说明它有合理成份。但相当大量的审美现象却不是这个公式能说明的。就是说,它不能解释所有的审美事实。     

关于双声叠韵的一点质疑——与李元洛同志商榷

业余常爱浏览过期刊物,颇有所得,也偶有所疑。前些时翻阅1978年《诗刊》,读到第二期《谈诗歌的韵律》一文,感到写得简明扼要,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行文也较生动,对青年诗歌爱好者是有好处的。但通读以后,也感到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文章讲到双声叠韵时,有些例子(均为杜甫诗)举得不准确。比如,谈到“双声对双声”时,例句为:“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作者认为,“泛泛”对“飞飞”是“双声对双声”,我认为,并不是。因为双声只要求两字声母相同,并不要求韵母也相同,更不要求字形     

关于“美的规律” 的认识及其“主体性”的质疑——也兼与向翔同志商榷

《河北学刊》今年第四期发表的严昭柱《论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兼与向翔同志商榷》(下简称《论美》),对《再论美的存在和美的规律》(下简称《再论》)一文偏离唯物主义路线的观点和失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中肯批评,读后受益匪浅.笔者同《再论》的作者对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美的规律”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阐释,也存在着分歧,故本着“争鸣”精神,谨以此文就教于向翔等同志.     

应如何理解“变”——与张启华同志商榷

《江淮论坛》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张启华同志的《“物质精神互交论”质疑》的文章,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命题是持否定观点的。其否定的理由的得出与他分析这一命题中“变”这一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文中一些观点和有的论证方法,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如何理解“变”这一概念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点。 我们认为,这里“变”的概念就是“转化”的意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但是它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关于“逻辑眼界”——与李匡武同志商榷

一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邏辑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已經做了十分深刻的阐明。他认为,辩证法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的逻辑方法,它“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章沛同志根据恩格斯这些論断认为:眼界的区别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具有“钥匙意义”的区别。我是同意章沛同志这一见解的;李匡武同志对章沛同志的批评意     

也谈“联系”——与冉昌光同志商榷

冉昌光同志在《论联系》(《社会科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中,提出了需要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联系”学说的研究,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他在什么是“联系”,“联系”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以及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等问题上的观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什么是“联系”? 冉文说,“‘联系’所反映的是各种事物、现象、过程以及每一事物内部各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着重指出,“世界上各种事物、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其基本的意义就是相互作用”。我认为,冉文把联系归结为相互作用是不妥的。第一、恩格斯不是在相互作用的意义上使用“联系”这一哲学概念的。他在《自然辩证     

《刘希夷时代考辨》质疑——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版,发表了陈文华同志《刘希夷时代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该文根据《国秀集》目录上“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和刘希夷的两首诗,就断定刘希夷“是盛唐时人,而不是初唐时人”。并进而推测“刘希夷及第之年可能是肃宗上元二年(761),而不是宋之间及第之高宗上元二年(675)郑益榜”。近来翻阅一些有关刘希夷的资料,发现此况距事实较远,愿提出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现存《国秀集》口录上确有“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考辨》一文指出:“广文进士,即广文馆进士。据《唐会要》卷六十六云:‘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希夷既称广文进士,则其及第之年必在天宝九载(750)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查阅《国秀集》     

也谈“为了”——与詹重正同志和木央同志商榷

<正> “为了”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大的词,对它的词性的看法如何,直接关系到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关系到承认不承认有“为了”关联着的目的复句问题。从目前已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现代汉语教材来看,张静先生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列有目的复句,肯定了“为了”是表目的关系的连词;黄伯荣、廖序东二位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虽然列有目的复句,但表示目的关系的关联词语表中未列“为了”,例句中也没有表目的分句在前的类型,可见,他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