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有关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五个重要问题,即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涵义、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性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法律地位、自治法规制定主体的系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点选择。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具体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一种治国活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原创立法与地方立法、一般立法与特殊立法的统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只能在本辖区内有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以自治法规的制定权,实行经济立法和文化立法并重,既是民族自治地方完善立法体制的需要,也是民族自治地方适应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需要。     

关于自治条例若干问题的探讨

自治条例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性法规 ,它与一般性地方立法在制定机关、制定的权限范围以及制定程序上有较大区别 ;自治条例的立法范围一般是由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规定的应由民族自治地方管理的地方民族事务 ;自治条例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具体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一定的立法变通权 ,但其行使又有一定的限制     

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立法检视——以近三年为样本

单行条例作为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的一种,是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立法权的重要形式。通过对近三年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的实证研究,发现单行条例立法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未能为保障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民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立法不仅制定数量少,而且发展不平衡。反思并创新单行条例立法,对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建设法治民族自治地方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法律依据

民族自治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我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共同繁荣、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指民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本文试图探讨民族自治地方机关制定自治法规的法律依据问题以求教于大家。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地方性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地方政权必须研究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研究地方性法规不能不研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凡三十余年,目前,全国共有140个民族自治地方,只是近年来才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新晃侗族自治县等几个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完成了立法程序,单行条例亦为数甚少。可见,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还是法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必然王国。本文着重就如何制定好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论自治条例制定与完善的困境及出路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的现实运行仰赖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完善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保障。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居于核心地位。目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制定与完善却面临诸多困境,要摆脱其困境,必须从内外两方面着手,这是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基本路径。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和公布的新宪法,把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给各族人民带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光明前景,同时也为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工作提供了依据。而各民族自治地方认真做好本地区的立法工作,制定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法规,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     

试论自治州、县两级自治条例的制定与修订——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实践管窥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制定与修订是各民族自治地方依据<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实践自治权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各项权益在各民族自治地方规范执行的重要配套立法.更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活动.本文回顾了自1984年以来自治州、县制定和修订自治条例活动的基本情况,分析了自治州、县自治条例制定和修订中存在问题,以及制定和修订过程及动力等,管窥自治州、自治县两级立法活动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教育财政投入现状对民族教育自治的影响

财政自治与教育财政自治同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的民族自治权利。由于我国多年来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致使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难以得到根本保障。我国缺少完备、规范的财政立法体系和规范的民族教育财政自治立法。应通过立法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财政自治权利,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现状。     

试论单行条例及其变通规定的制定

自治条例在某一个特定的自治地方具有唯一性,一旦制定后,除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修改外,自治地方的立法自治权更多体现在单行条例的制定和修改,以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变通执行上.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按法定程序制定的调整本自治地方某方面事务的单项自治法规.本文对单行条例的基本范畴与变通规定、单行条例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单行条例规范化的基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论单行条例在立法中的成长——以《大理州旅游条例》的制定为例

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依法制定的专门涉及某领域的单行法规,属于自治法规的一种.单行条例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其立法时应当着力凸显"地方性知识",在立法时通过博弈的手段,实现地方性知识的法制化是单行条例在立法中成长的重要进路,这一进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属于通过有限创新达成的文化涵化.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北川羌族自治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制定为实证

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体现。立法自治权行使的质量,直接制约着民族自治地方各项事业的发展。《北川羌族自治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立法实践过程可帮助观察和分析民族地方自治立法过程中遭遇的理论和现实困境,并为探寻解决这些难题提供有效途径。     

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历久而常新的课题。在中国 ,实践证明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 ,建立完备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 ,将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纳入法治轨道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本文着重研究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民族自治地方立法 ,文章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在我国法制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规范性认识及其特征 ,并在全面检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成就及问题的基础上 ,指出了新世纪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目标选择     

浅析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权限

立法权限是立法机关实施立法行为的基础.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的有关条款及立法精神来看,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享有广泛的立法职权,可以制定实施性法规、自主性法规和变通性法规.同时,还可依法律授权而享有委任立法权.但是,有关授权立法的规定与民族自治机关的立法职权相冲突,亟需统一规范.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现状与前瞻

本文在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现状展开调研的基础上,对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加强贵州苠族自治地方立法的途径与构想,以促进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制建设工作。     

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探微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法规主要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它们是地方性法规的一个重要分支。近年米,地方性法规逐渐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但其中的民族自治地方法规却是一个被淡忘的角落。笔者意欲在两者的结合部作一探讨。一、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狭义地方性法规的关系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它们虽然在书本上有定义,但在学术界和实践中尚     

关于自治条例的法律地位、概念和特征问题

我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目前,一些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已公布实施,各自治区和其它自治州、自治县自治条例的起草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本文就自治条例的法律地位和性质、概念、特征等立法实践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看法,谨供讨论。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法理基础

自治权所包含的内容最重要的当数立法权.在"自治"前提下的立法权就必然内涵着立法的变通权,从来源上讲,立法变通权源于自治权.没有自治权,立法变通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产生的根据和基础.反过来讲,如果仅有自治权未赋予立法变通权,自治权必将是残缺或虚幻的.只有允许民族自治地方合法、合理地变通法律、行政法规中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特点和实际情况的条款,消除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实现的障碍和瓶颈,才能将立法变通权真正落到实处,实现实体正义,惠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调控与实践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享有一般地方立法和自治立法的权力,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是其中一项权力,虽然在表面上影响了国家法制统一,但通过变通条件的设置等调控措施完全可以保证国家法律与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的有效衔接,与国家法制统一并不存在制衡的关系。五大自治区制定变通或补充规定的实践,证明各自治区都是在坚守“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有所变通,有所坚持,保证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的有效实施。     

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树立地方自治理念,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