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制度性激励与产能过剩

厘清产能过剩与宏观经济周期和制度性激励因素的关系,是治理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基于29家上市钢铁企业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行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构建P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究了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补贴、金融支持等制度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冲击,利用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各影响因素对产能过剩的"贡献度",结果显示: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趋势与GDP周期不完全一致,在经济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有所加剧;在经济上行周期,产能过剩受到抑制,但该抑制效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冲击效应方面,产能过剩对自身的影响在各期都是最高的,说明产能过剩具有很强的逐期积累效应.除自身冲击以外,政府补贴对产能过程的冲击最明显;金融支持在短期内缓解了产能过剩,但长期内反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实证结果说明,制度性因素在导致产能过剩症结中的作用很强,解决产能过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治理模式.要通过构建多元化的政绩考核体系,防止制度性因素激励企业过度投资,彻底改变无效产能难以退出的体制基础.同时,要明确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用途,评估补贴效应.此外,应注意金融支持政策的进入、退出时机选择,防止企业对金融支持的过度依赖.     

中国煤炭企业的产能过剩 ——程度测算、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目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严重,而准确衡量和判断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程度是科学化解产能过剩的前提。在传统产能利用率估计框架中,引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影响,使用1998-2013年中国煤炭企业数据,对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并检验其演变特征:2000年前,中国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逐年降低,2001-2008年呈现迅速上升趋势,随后产能利用率开始下降;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水平呈现显著的区域以及所有权差异,具有顺经济周期特性。进一步地,通过分析中国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成因,发现:过度投资、政府补贴以及信贷扭曲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因素。因此,化解煤炭企业过剩产能,需要健全企业退出与转型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此外,要推动煤炭清洁高效的开发利用,形成安全高效清洁的煤炭供应保障体系。     

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测度分析

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Sfpanel时变非效率（time-varying inefficiency）模型测度中国工业细分36个行业1999-2014年产能利用率及动态表现。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产能利用率在2008年之前呈"M形"阶段性产能过剩,在2008年之后呈逐渐波动下降趋势的长期性、全面性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层面产能过剩行业认定与以往研究存在一致性共识与异质性新发现;部分传统轻工业与少数高新技术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新特点。     

金融生态环境、债务治理与企业产能利用——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产能过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抑制相关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措施已进入实施阶段。以中国2007—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和债务治理因素对企业产能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其自身的产能利用率越高、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越低;(2)公司财务杠杆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正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负相关,相反,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则与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负相关,与企业产能过剩的可能性正相关;(3)与国有产权相比,民营产权一方面加强了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杠杆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降低了银行贷款、债务期限结构对企业产能利用效率、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     

金融杠杆影响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实证分析

优惠信贷安排、优惠土地政策及软财务预算约束在推高企业杠杆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工业产能过剩。利用数据包络法对中国2000-2014年工业36个行业产能过剩指数进行测度,并通过系统GMM模型就杠杆率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存在整体性和周期性,杠杆率显著加剧了中国工业行业产能过剩,“去杠杆”政策对于产能过剩治理存在良好效果,杠杆率对产能过剩存在正向中介创新效应,然而该效应不但未能明显缓解产能过剩,反而产生了一定的恶化效应。     

中国经济产能持续过剩与货币供给路径——基于“货币化生产”的视角

严重的产能过剩将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增长型衰退”。中国不少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表现为产能持续过剩，如果不能对此有效地治理，由产能持续过剩引发的隐含增长型衰退极有可能演变为实际增长型衰退。因此，研究产能持续过剩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治理势在必行。在“货币化生产”的经济中，找出产能持续过剩行业的货币供给路径，就可以解释产能持续过剩产生的根源。在现阶段遏制产能持续过剩的政策思路，重点是强化商业银行对产能持续过剩行业货币供给的信用控制。     

基于产能过剩的成因思考疫情后的经济对策

中国当前面临经济转型的关键路口，供需不匹配形成严重的结构性过剩，因此，改变当前中国产业的发展方向，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是解决产能过剩和经济问题的关键点。疫情后，产业如何有效地转变?弄清疫情前供需不匹配所造成结构性过剩的成因至关重要。本文为分析产业的结构性过剩，将具有代表性的20个产业分为上下游，在DEA测算产能利用率的基础上结合需求端计算产能的过剩程度，根据产能利用率和产业状况分析结构性过剩的可能性成因。经过实证测算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应加大力度投资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减少传统的基建，刺激与需求侧相符合的产业，同时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     

产能过剩的现状、前因后果与应对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后果、成因、应对以及应对的代价进行了一个梳理。产能过剩的形成具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共性,也有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特性。鉴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应对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任务。借鉴日本的国际经验和中国过去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产能过剩治理从“一带一路”、市场机制改革以及坚决地去产能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制定了全方位的对策,并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但是产能过剩的治理也面临着大量的就业岗位转型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政府相应推出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核心的促进就业的政策,以减小产能过剩治理的代价。     

中央环保督察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针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然而,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的过程中受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制约,使得传统环境规制的收效有限,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解决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效果,基于2012—2019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数据,利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这一制度对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作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整体上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并通过促进地区专业化集聚来发挥作用。同时,该制度对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重度及中度污染行业的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改善作用明显,也对大规模、国有及民营制造业企业过剩产能的治理效果显著。     

油价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石油与汽车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典型的互补关系,研究油价波动与汽车行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汽车行业的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石油与汽车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肯定石油价格波动对汽车行业产能过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探究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造成的影响程度,文章采用短期约束的SVAR模型,考察了2013年7月至2016年12月之间油价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冲击的影响.结果发现,油价波动对我国汽车行业的产能过剩存在反向冲击,即油价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汽车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而油价下跌会加剧我国汽车行业的产能过剩.因此,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对油价波动走势的预测来对我国的汽车行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并适时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化解产能过剩?——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分析了不同动机的中国工业企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测算了产能利用率,以测算出的产能利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比投资前有所提升,过剩产能得到化解;不同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不同,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化解方式直接,化解效果更显著,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凭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属于间接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较慢。     

产能过剩、实质性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发展与产能过剩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议题,二者的关联性分析将为破解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理论支持.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手工收集2010—2017年实质性创新数据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会抑制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实质性创新在产能过剩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快的地区,产能过剩对实质性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大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而不是仅仅追求创新"数量",才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

当前,学术界对产能过剩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经济视角和中观行业视角进行.然而,产能过剩首先是一个微观概念,通常是指某一企业能够提供的生产量大于市场对其的需求量.因此,上述研究并没有考虑影响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因素——企业的管理与治理.文章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性分解,对企业的资本引入战略、资源配置战略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归纳了企业产能过剩的主要财务表现,深入剖析了产能过剩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微观传导机理及其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上,针对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去产能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2004-2018年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

产能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或产业经济规模和实力的核心指标;去产能是为解决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不利影响,既可以表现为自发的市场行为,也可是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去产能是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系统地梳理近十五年内去产能研究的演进路径与热点前沿,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社会各界对去产能研究的理论、现状和社会价值的认识,为其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的思想与方法,利用Cite Space V软件对检索得到的1185条源于CNKI的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绘制去产能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近十五年去产能研究的热点涵盖了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去产能、产能合作;研究前沿则主要集中于去产能、结构性改革、产能合作、财政金融四个方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辽宁省钢铁行业去产能问题研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近几次中央会议上被频繁提出,已成为经济领域的高频词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去产能,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摆在政府及钢铁企业面前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辽宁作为钢铁大省,受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影响颇深,去产能是辽宁的首要任务。应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淘汰落后产能,来化解钢铁产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加快辽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振兴辽宁钢铁产业。     

我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十个重点行业

选取制造业的十个重点行业,使用200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产能利用率、技术效率和设备利用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部分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传统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较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新兴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相对较高.剖析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素,发现市场需求与产能利用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资本密集度、就业水平、开放度、金融支持与产能利用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煤炭产能过剩致因机理与治理政策研究评述

受资源、安全、科技、环保、效益和国际化等因素的约束,煤炭科学产能日益成为引导市场供需平衡的关键因素和竞争利器。对煤炭科学产能的概念界定、产能过剩的致因机理及其调控政策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文献梳理及研究,研究表明: (1)现有研究混淆了产品过剩、生产过剩与产能过剩的概念,煤炭科学产能建设应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经济、科技、安全的约束;(2)当前针对煤炭产能过剩的测度多是基于主观的判断或单一指标的分析,科学的、定量的实证分析几乎空白,数据缺失是其根本性障碍;(3)针对煤炭产能过剩成因机理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逻辑性的分析框架,未来应基于利益相关主体的视角从企业逐利行为、地方发展冲动、市场供需变化以及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等层面予以分析;(4)基于科学产能、可持续有效调控的政策体系形成机制需要设计,特别是根据资源、安全、科技、环保、效益等复合目标,煤炭产能调控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开发机制尚需完善。     

产能过剩的微观形成机制及其治理

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多个产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形成机制,分离出了市场及政府对产能形成的微观影响因素,并对其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在统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对比.同时,扩展了这一基本模型,基于学理分析了当前多数企业盲目涌入同一市场及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经济机制.结果表明:(1)产能过剩并不是市场失灵或体制缺陷单一作用的结果,二者在产能过剩形成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2)当前的部分产能调整政策由于限制了企业进入市场的时机,从而可能刺激企业盲目过度进入同一市场;(3)目前我国低水平重复建设的主要根源是企业在R&D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而这一博弈结构同样受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