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皖南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10万红军,以10万军队“围剿”阂浙赣苏区1万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当时由博古任总书记,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负责军事）,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范围由纵横各近1000里缩小到各仅300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     

中央苏区宣传工作的原则及其风格

中央苏区宣传工作的原则及其风格廖正本一、苏区宣传工作的原则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宣传工作，处在敌人长期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战争环境里，因而具有特定的原则。第一、宣传工作必须置于党的...     

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逐渐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实事求是 振兴贵州——在遵义地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书本,照搬外国经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论中央苏区第-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及重大意义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本文从战略方针、政治动员、战术运用、群众支援等新的角度,系统分析了第一次反"围剿"取胜原因;从政治、军事、物资等方面阐述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重大意义.     

规模调适与功能优化:罗坊会议前后的中央苏区地方武装

中共在领导赣西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中创建的武装力量,随着革命的现实需要不断整合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功能的地方武装,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苏区地方武装几乎被"绝对集中"到主力红军中,这充实了主力红军的力量,促成了红一方面军的组建,但地方武装的削弱也使苏区遭受损失.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罗坊会议在一系列争论后实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也使苏区领导人深化了对地方武装规模和功能的认识.在反"围剿"作战中,中央苏区地方武装恢复和健强起来,在规模上能够与主力红军保持一定的张力,形成较为稳定的武装层级体系;在功能上更加突出地承担起动员组织群众、护卫地方政权、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等任务,成为苏区群众组织、武装起来的重要载体和中共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     

遵义会议为何没有解决王明“左”的政治路线的错误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为什么只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错误,而没有涉及其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呢?主要原因有: 1.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主要矛盾是解决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对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顾及不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是涉及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会上激烈争论的中心内容。军事问题的争论,首先是从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开始的。为什么?     

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进行再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关于红军长征前和长征中是否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问题,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但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七军却并不知晓,这主要与陕北苏区形成的时间有关;第二,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湘西—川黔边—川黔滇边—川西—川陕甘—陕北”,笔者认为红军战略方针经历了“湘西—川黔边—四川—川陕甘—陕北”的转变,除此之外常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只是一些策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