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州方言民俗语汇的特点、来源及发展趋势

徽州民俗现象是徽州社会的原生文化形态,徽州方言在民俗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替代。然而徽州方言词语与民俗并不同步,它并不伴随着民俗的消失而消失,这些遗留的方言词语是研究徽州民俗新的突破口。而徽州方言的形成深受特定地区民俗文化影响,二者的关系凸显了徽州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立足民俗文化与徽州方言语汇,在具体的徽州民俗现象中探究徽州方言词汇与徽州民俗内部关系,寻找形成徽州方言语汇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继承徽州文化的重要途径。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的徽州地域文化经济初步解读

在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徽州人地关系解读产生了一种"影视"重构,徽商兴起是以独特的徽州自然与人文地理作为基础。徽商生存机制主要表现在:经商是徽人在客观环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商养士,以士促商;产生大量的徽商买办与传统士绅;广结善缘,"立体"交往;以居家型徽州女子作"牺牲";乃至在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时期,徽商心理终结。以此认为,徽商的影视再现是徽州文化的现代重构。文章最后对徽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     

论徽州建筑雕刻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特点

徽州建筑雕刻艺术不仅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样式和内容,还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图形遗产”,这些“图形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现代设计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传统的徽州建筑雕刻艺术在现代设计中进行分离、重构,获得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样式和形态。     

影视民俗：角色身份、价值意蕴与未来路向——基于《雄狮少年》的分析

影视民俗是在时空文化交织的背景下,通过原型采借、模仿与改造而成的一种新兴民俗形态。它既是新时代下贴合人们心理需求而衍生的泛民俗,又是助推“方俗”走向“风俗”的数字民俗。作为艺术生产的重要媒介要素,尽管影视民俗具有一定的商品化特征,但其多元意义语境广泛体现着诠释原始民俗元素的文化精神、促进观众民俗文化认同以及拓展观众社会认知等多重价值意蕴,与传统民俗学的研究旨趣相同。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依托“南狮”文化,着力创设多元场域,不仅生动地向观众传递着“南狮”文化精神,还巧妙联动现实,凸现极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民俗文化表达特征,对之考察或能为深化影视民俗研究提供案例思考。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影视民俗的未来发展应继续依托并吸取优秀传统民俗文化,加强民俗事象的文本演绎,并着眼现实语境,促进传统民俗的元素重构,深化影视民俗资源开发,为实现地方民俗的活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形成关键合力。     

金榜的礼学思想及其社会史意义

明清徽州之所以享有"东南邹鲁""贾而好儒"的美誉,多因传统儒家礼制与朱子《家礼》"在地化"的有效施行。歙县金榜以翰林而居家治生,倡导敬宗睦族,恤党赒里;其《礼笺》一书"以古礼证今俗",振兴世风,化民成俗。据此可见清代以来徽州士绅在引领时代学风的地域发展、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及礼仪民俗的规范化诸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研究

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民俗特征和新安理学三个方面分析了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研究显示:自然地理特征为徽州休闲体育文化奠定了厚重的物质基础,民俗特征促成了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形成,而新安理学却对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汇聚提炼了精神素材.     

明清徽州林木盗砍事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考察

现有关于徽州林木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徽州山林经营、林木保护及地方社会应对等问题,但难见对明清徽州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的系统考察,对文书资料利用也很少。系统梳理了契约文书资料后,揭示了徽州文书对林木盗砍现象及原因研究的独特价值。资料显示,在明清徽州的农村社会,林木盗砍对农家经济、生态环境有深远影响,其原因值得深思。明清徽州林木盗砍既有人口激增的背景,也与人口流动趋于频繁有关,并且,在明清时期徽州逐利民俗的大背景下,徽州人的贪图小利以及棍徒横行等因素也加重了徽州林木盗砍现象。这些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得到关注。     

徽州民间礼乐中吹打乐班的民俗学解析

徽州民间礼乐是徽州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魅力体现在其重要的承载对象———吹打乐班上。可以说,徽州民间乐班的发展历程就是整个徽州民间礼乐发展的缩影。徽州民间乐班之所以至今依然活跃在民间,主要是因为乐班举行的民间吹打仪式中蕴藏着丰富的徽州民间宗法、伦理,吹打乐仪式已经成为徽州地区民俗生活中不可缺失的精神食粮。徽州民间乐班与其所依附的徽州民间礼乐有着诸多的联系与共性,因此,对徽州民间吹打乐班的音乐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可以探寻到整个徽州地区民间礼乐发展的艺术规律,对于发掘、传承、保护徽州民间音乐文化的特色与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徽州俗字成因探微

徽州俗字来自于徽州古文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复杂的文化因素。对徽州俗字进行研究对徽学、文字学都有重要的意义。徽州俗字的产生,既有一般社会历史因素,也有缘于行业用途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书写变异。     

论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徽州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鲜明特点和重要影响的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徽州文化对新文学先驱者及现代新文学发轫期的影响;徽派朴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渊源;徽商在徽州文化和白话文推广中的作用;徽州文化对现代文学创作的浸润。徽州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体现了文化阐释与文学新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学习地方党史以史为鉴促进抚州发展

抚州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抚州人民,创造了光荣的业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抚州地方党史留下了丰富的革命遗产,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学习地方党史,就是要以史为鉴,坚持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使全体抚州人民凝聚成强大的合力,加快抚州的建设和发展。     

广州湾地名考辨——明清方志舆图中的广州湾

清末之前的"广州湾"一名,有海、陆二义。其最初所指当为吴川南三都田头岛、北颜岛南端与地聚岛所形成的一个海澳、海湾,其地势险要,极易成为海盗洋匪盘踞的基地,是高州府南部海防要地。因广州湾及其所属海域重要的海防地位,如今湛江港(湾)之原来吴川县所属的海域部分,又被笼统称为广州湾或广州湾洋面。这是广州湾一名含义的引申和扩大。广州湾之东岸北颜岛南端靠海的几个荒僻小村组成的行政村,也以广州湾为名,但这个陆地上的广州湾之名来自海上的广州湾,而不是相反。广州湾之所以闻名朝野,缘于海上广州湾的重要战略地位。     

安徽省地方志方言部分指瑕

1990年前后出版的安徽省各地方志的方言部分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方言描写结构不全、注音混乱、用语不规范等方面,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几条解决的办法.     

论编写现代地方史志的异同点

地方史和地方志都是记述一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史书著述,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其不同之处。其共同点主要表现为：必须坚持共同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全面性、真实性、科学性和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必须坚持时代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色和行业特色。其不同点主要表现为：地方史与地方志反映的主题不同,记述的内容各有侧重,体例结构也不一样,史料取舍和编写组织方式不尽相同。但地方史与地方志的＂共性＂与＂个性＂又是相对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地方史志的指导思想、编写原则、体例结构和编写风格将会不断地发展变化。所以,无论是编史,还是修志,都必须与时俱进。     

方志人物类目探研——以湖北省旧志为例

人物志历来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旧方志在人物类目划分上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对这些类目进行整理归类。湖北方志人物类目划分为十大类，统计出高频类目，并归纳出湖北方志人物类目特征。如类目划分融入儒家思想、类目表述不一、且过于集中于几大类等。     

任昉年谱

南朝学者任昉在齐梁间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与沈约齐名,同为文坛领袖。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六朝的重视,对任昉的关注和研究渐多。但对任昉的生平中一些重要事迹的系年多有讹误,本文对此进行了爬梳整理,以期有助于对任昉的深入研究。     

田锡年谱

田锡(940—1003),宋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奏议,在太宗、真宗朝就声震朝野,是一心系国家、关注民瘼的直臣。他的诗,既不似"西昆体"的艰涩难喻,也不像"元白体"的浅俗伤雅,在宋初诗坛独树一帜。而且他还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行者。他殁后,范仲淹撰墓志,司马光作碑阴,苏轼序其奏议,为之操笔者皆一代伟人,其为世重若此。本文从数十种文献中勾稽出田锡的生平资料,予以考订、排比,对其作品作了系年,对其父、祖、曾祖及其子女的事迹亦有所涉及,是一篇资料翔实的编年体传记。     

邵廷采《西南纪事》与《东南纪事》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体现邵廷采历史叙事成绩的《西南纪事》《东南纪事》两书的成书时间与流传、体裁与内容、历史地位等问题,作了分析。     

王之望年谱简论

王之望博学多才,曾经在南宋孝宗朝初年担任过参知政事,由于其对金倾向主和,因此颇遭时人非议。     

邱浚年谱

《接上期第３９页） 成化十八隼壬寅（１４８２年）６２岁。 正月十日蒋冕上公书。 案：蒋冕成化十八年正月初十日书日：“冕昔者辱游先生之门,窃读先生之书,见先生所辑《家礼仪节》,鄙心甚喜,以谓文公家礼一书,天下家传人诵之矣。然行之者尚少,数百年后,何幸得先生为之解释,使凡普天下若郡、若乡、若党在处,有大德厚望者一二人焉,举行之以为倡卒,则此礼之行,庶几遍天下矣乎。”（《琼台诗话》附录） 作《岁暮偶书》 案：邱浚《岁暮偶书》云：“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态饱经指。几多黑发不曾白,无数青待出自蓝。大半交游登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