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驳中国古代(先秦)无逻辑学论——对程仲棠教授“答马佩教授”的回复

思维形式是各个具体的思想在抽掉思维具体内容之后所具有的一般内容,它是客观事物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的反映.凡有关如何运用思维形式以便于它们能够正确地反映它们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的理论,不管是单纯采用自然语言的论述形式,还是也采用一定的公式(包括使用变项)的论述形式,都属于逻辑学的理论,以这些理论构成一定的系统,也就是逻辑学."程文"认为只是"由变项和逻辑常项组成"的才是思维形式,是把思维形式和用来刻画思维形式的符号公式混淆了."程文"所说凡未包含变项的逻辑理论都不能称为逻辑学,完全不符合古今中外逻辑学发展的实际."程文"认为中国古代所有有关逻辑的论述都未使用变项,此说也未必准确.另外,"程文"认为,主张中国古代有逻辑学,就是把直接受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又与"语言属性"混合的名辩理论当做逻辑学,这与逻辑学的全人类性相矛盾."程文"的这种观点是对逻辑学的全人类性的误解."程文"以逻辑学的全人类性为据,为"据西释中"论辩护,是对"据西释中"论的曲解.     

亚里士多德与墨家类比推理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作了系统阐述,也涉及到对类比推理的论述,但没有形成系统。中国古代墨家著作《墨经》中建立了以"譬""侔""援""推"为形式的类比推理。墨家与亚里士多德的类比推理具备各自存在的合理性,既相似又相异,两者都是在类比主体、类比源和类比项三要素的组成下,以"类"关系为基础,根据概念的外延关系构成的或然性推理。逻辑学诞生初期的中西方大文化背景下,墨家类比推理是为实用,而亚里士多德类比推理的最终目的在于求知,因其或然性无法获得准确的知识,在西方早期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类比推理在中西方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墨子"杀盗非杀人"的法律价值分析

“杀盗非杀人”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是法律命题而非逻辑学命题,从逻辑学的角度来批判这一命题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一命题并非否认“盗是人”这一逻辑问题,而是强调“盗亦或非盗（人）孰应当被杀”的价值问题。由于价值判断是法律推理的灵魂,形式逻辑与价值没有关联,法学的涵摄推论不同于逻辑学的涵摄推论,“杀盗非杀人”这一在逻辑上不真实的命题在法学上是成立的,只有从法律价值判断的视角才能理解这一命题的意蕴。     

“墨辩逻辑学”解构(下)——从《小取》的逻辑矛盾看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

三、墨辩与逻辑学的根本区别墨辩为什么会受语言现象和墨家意识形态的支配呢 ?追问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墨辩与逻辑学有根本的区别 ,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是相对立的。(一 )两种对立的推理理论 :墨辩与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区别本文所谓逻辑学指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以思维形式主要是有效的推理形式作为研究对象 ,目的是提供一个可以为全人类共享的思维工具或推理工具 ,有关推理的理论构成了逻辑学的核心。墨家也研究推理 ,其目的正如郭沫若所说 ,主要是为“辩敌致胜” ,而不是“专为寻求真理”。 目的的不同决定了研究对象的不同。…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及其政治影响分折

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场域中,"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际互动模式,衍生出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关系"式利益联结对政治领域仍有较大侵蚀.编织、维持与公权力掌握者之间的私人性关系成为社会主体争取利益的便捷途径,其中不少商企群体借用"关系"资源与权力掌握者之间建立了亲缘式、熟人式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通道."关系"式利益联结运行中的特殊主义、隐蔽性、非规则性等特征对现实政治带来消极影响,需根据其具体的发生领域和影响范围进行有效治理.     

《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疏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略论中国古代司法推理

中国古代的法律推理分析,是指在司法实践中产生、并被运用到司法实践中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辨证推理等形式.这种司法推理的局限性在于,"无法司法"的现象大量存在,忽视法律程序的风气比较严重,迷信色彩没有完全消退.形成这些局限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司法推理由于缺乏相对发达的逻辑学知识背景,和相对完备的法律规范被制定出来的立法条件,仅仅具有司法的工具性质,从而长期陷入到"人治"的环境中无力自拔.     

唐代律赋的"雅"与"丽"

唐代律赋的宏观评价体系目前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非律赋"式的批评方法导致律赋批评的文体特色褪化.应当指出,唐代律赋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集中体现在"雅"与"丽"两大关键词:之上."雅"是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丽"作为另一要义,有"媚丽"和"清丽"之分.在唐代文学家和律赋批评家心目中,"雅"与"丽"二者之间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丽不伤雅"的和谐统一.     

论“逻辑”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逻辑在法律体系中具有何种地位,与法律体系的特征有重大关系。法学中的确存在"三段论逻辑"这样的逻辑形式,但"三段论逻辑"仅仅是对于法律思维的一种哲学概括,它与现代逻辑学中所谓的"逻辑推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时,"逻辑思维"也不能用于指导法律思维,因为法学中诸如"公平"、"正义"等基本理念不是通过逻辑关系而定义的公理,而是根植于人心的价值理念,因此法学体系归根结底是价值体系而非逻辑体系。     

逻辑方法还是伦理实践?——先秦儒墨“推类”思想辨析

儒家与墨家时常提及的"推类",是先秦"类"思想的重要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逻辑学的进路展开,将之解说为"类比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这种解释也存在比附和外在性的缺陷。因为从文献来看,儒墨所谓"推"并不主要是推理、推论,而是实践性的推广;"类"亦不主要是宽泛的、形式化的类关系,而是特指正当行为与正当表达的类型。据此,与其将"推类"理解为"类比推理"的逻辑方法,不如说是一种伦理实践,其核心就是将某些场合中业已确立的正当言行,依其"类"而推广到其他场合中去。因之,"推类"将主要对语言、行为的正当性负责,而非为思维、推理的有效性服务。     

易学推类逻辑的类型分析

《易经》及自孔子开始的历代注释和发挥而成的易学,包含着丰富的逻辑思想和较为成熟、固定的推理类型,是中国古代逻辑重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易学逻辑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其推类类型十分复杂,大体包括阴阳、五行、八卦等诸种。易学的价值不在占卜,而主要在思想、史料与逻辑。深入开展易学逻辑的研究,对丰富中国逻辑史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主体在“忧患意识”中觉悟

牟宗三建构的道德形上学是以儒家传统的主体性为理论支点,而这种道德主主体性真正奠基于主体在“忧患意识”中的觉悟,忧患意识是在对人的忧患负责中形成的,主体的觉悟意味着责任意识的产生。从原始的本能到主体的觉悟,以“心性”范畴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成了中学文化的主流,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以“道统”自居的理论依据。     

“无厘头”的影片观看及审美效果的形成

对于“无厘头”影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很多,但却少有涉及穿插“无厘头”桥段如何对影片造成影响以及如何形成最终审美效果等观影过程的探讨。自电影符号学之后开始出现影片细读和精神分析取向,而德勒兹哲学则试图对传统的精神分析模式进行改造,将电影的观看视为强度流的物质实践活动。基于此,“无厘头”电影的观看可以看作镜头流与观看的观众身体流的汇合。把镜头流视为叙述文本,通过内在于文本的叙述逻辑（符号意指链的断裂／重组）之间张力的解读,在大量的镜头分析中总结出影片穿插“无厘头”桥段、形成审美效果的规律,并在三阶段的区分中分析张力强度与剧情认同程度关系所造成的影片整体审美效果变动。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辩证概念、辩证命题形式质疑

概念是人的理性认识,它要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丰富,这是一种内涵方面量的积累,但这种内涵的逐步丰富并不会使理性认识中产生出一种辩证类型的概念,因而把概念分为普通概念和辩证概念是没有根据的。辩证思想、辩证命题的辩证性来自思想的内容,不取决于它的命题形式。思维中不存在也不需要有某种独特类型的辩证命题形式。《辩证逻辑应是逻辑而不是哲学》一文关于“光既是粒子又是波”是辩证命题,其中联结词是辩证联结词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说这一命题是辩证思维的结果,是违背科学史实际的。     

牟宗三、唐君毅之荀子研究比较

现代新儒家重镇牟宗三与唐君毅同宗"心性"儒学以研究荀子。他们在肯认荀子思想的儒家立场、梳理荀子"天生人成"的思想建构理路及论述荀子思想的客观性特点方面有相同之处,亦在解读荀子"天生人成"理路的具体涵义、阐释荀子的"心性"概念以及评价荀子思想方面有不小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同的解读立场与不同的解读切入点。     

儒学的"内在超越性"与"历史总体"问题——从分析牟宗三、李泽厚、安乐哲诸观点出发

近代以来,儒学的宗教性问题成为儒学研究的焦点,当代新儒家兴起后,这一问题转化为对儒学超越性的讨论。针对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性经由实体化的心体走向独断论,李泽厚与安乐哲提出了不同观点。李泽厚反对任何形式的超越性,主张以情本体来取代超越性;安乐哲则强调应该消解儒学的超越性本质,代之以开放性的过程哲学。但二人皆有从根本上取消儒学超越性品格之嫌。通过吸收三家的观点,在李泽厚礼由俗出和文化积淀说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该从历史总体的视角来分析儒学超越性问题。在这一视角中,一方面,儒学具有内在超越性的品格,另一方面,这种内在超越性应该来源于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     

论逻辑图表与逻辑教育

逻辑教育已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公民素质教育,但当前的逻辑教育效果并不如人意。本文指出,逻辑图表能帮助人们较轻松和直观地理解和应用逻辑推理,而存在图作为一种图表化理论,对逻辑教育有着突出的合目的性和效用性。     

辩证逻辑应是逻辑而不是哲学--对金顺福先生主编《辩证逻辑》一书的评析

金顺福先生主编的<辩证逻辑>一书在一些内容上存有值得商榷之处,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根据"辩证逻辑乃是研究人类辩证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的共识,辩证逻辑的对象应是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而不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2.确实存在着与普通思维形式不同的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等;3.概念、命题(判断)等确实存在着辩证法,但这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它属于辩证法研究的对象.辩证逻辑的对象是辩证思维形式,不是思维形式的辩证法.辩证逻辑必须从哲学中脱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