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焦点

１９２８年，创造社、太阳社与茅盾就“革命文学”有关问题展开论争，其焦点集中在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关系上，茅盾认为革命文艺不应该排斥小资产阶级，并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作用。     

鲁迅与“拉普”派——关于几个文艺观点的比较

“拉普”在苏联的存在,前后不过十年(1922——1932年)。后来,它组织上解散了,它的某些活动和若干文艺观点受过批判。对它的历史功过的评价,在苏联有过反复,存在不同意见。无可否认,“拉普”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文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从20年代中期起,“拉普”就领导了无产阶级作家国际联盟局的工作,分别于1924年、1926年、1927年、1930年召开了国际无产阶级和革命作家代表会,并不时对各国左翼文学团体发出带有指令性的文件和信函。“拉普”的文学思潮,波及亚洲、欧洲、美洲的一些国家,其中,对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文学,影响尤大。     

《骆驼祥子》的构思及其他

一老舍曾经说:“关于洋车夫的生活,我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接触过不少车夫,知道不少车夫的故事,但那时我并没有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是什么引起他创作《骆驼祥子》的欲望呢? 一九二八年,我国文艺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大的论争,即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及他们同鲁迅、茅盾之间的论争。在论争中,大家初步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作家的世界观、革命文学的对象和形式等问题,并强调了要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文学的实质和任务。一九三○年三月,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左翼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鲁迅与“拉普”派——关于几个文艺观点的比较

“拉普”在苏联的存在,前后不过十年(1922——1932年)①。后来,它组织上解散了,它的某些活动和若干文艺观点受过批判。对它的历史功过的评价,在苏联有过反复,存在不同意见。无可否认,“拉普”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文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从20年代中期起,“拉普”就领导了无产阶级作家国际联盟局的工作,分别于1924年、1926年、1927年、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李兵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向创造社、太阳社指出一把矛头对准鲁迅是不正确的，应该停止论战，团结鲁迅，共同对敌。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场论争中...     

从《革命与文学》看郭沫若的文学思想

一、革命文学的定义革命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几个层次:(1)是受厨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1880—1923)《近代文学十讲》(1912,书名中译作《西洋近代文艺思潮》)等的“文学进化论”影响,认为科学的进化,带来思潮的变迁,文学则反映或表现了这种“时代精神”,郭沫若(1892—1978)的《革命与文学》(1926)可为代表;(2)是托洛斯基(L.D.Trotsky,1979—1940)的观点,托洛斯基在1923年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一书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要靠军队,不然工人阶级就完蛋了,更不用奢谈思想和文化问题;另外,他又认为革命时期不利     

谈《子夜》的开头与结尾

二十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就革命文学展开过一场热烈的争论。鲁迅主张“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①这个意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当时,一些高喊“革命文学”口号的同志,由于只强调了“革命性”,所以把攻击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鲁迅、茅盾、叶绍钧等“五四”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作家。茅盾这时还在日本,1930年初回国后,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潜心于长篇《子夜》的构思和创作之中,1933年他“四顾无人的霍地一声,把重鼎举起来了。”②五十年代来的实践证明,《子夜》不仅是成功地表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力作,也是在艺术技巧上成就较高的作品。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总结。     

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论争缘起及观念罅隙

太阳社对茅盾的态度从“友”到敌的急剧转变和创造社与茅盾间“新仇”“旧恨”的交互缠绕使得双方的革命文学论争显得非同寻常,对于这段论争缘起的详致剖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真实面貌和实际图景,进而在此基础上理清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观念分歧和裂隙所在。     

钱杏邨与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概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它直接地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相联系,是“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文学思潮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具体反映和实践。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克兴等人与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蒋光慈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倾向。其中,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活动最努力。钱杏邨写下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两卷和《文艺批评集》一册,译介、研究外国文学的《力的文艺》一册,使他成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将。     

在曲折中前行——浅谈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左联”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左联"是世界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文艺运动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带全国性的革命文学团体,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因此"左联"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还应包括意识形态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的文学主张必定会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拉普"文艺思想、日本福本主义和当时党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左联"的文艺理论主张出现了一些偏颇,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路线的不断修正,"左联"也逐渐克服了自身的问题。     

“拉普”在中国译介的始末

“五四”时期,我国文艺界主要输入日本、西欧的文艺思想;二十年代中叶开始,一批革命作家将目光从西欧和日本逐渐转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苏联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主要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国左翼作家的视野。这些作家是把“拉普”理论作为在中国发展左翼文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参照系。本文试图对我国作家译介“拉普”的情况作一粗略的概述。我国译介“拉普”(包括其前身“十月”文学派)从一九二六年蒋光慈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开始,至一九三三年周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     

论《讲话》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四十年来,中国革命文学遵循着《讲话》指出的方向,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革命文学发展的实践,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文学发展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论述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理论原则是正确的,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具有伟大的指导意义。《讲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确定了的。但是,在“四人帮”为患的十年内乱时期,《讲话》的基本精神被“四人帮”所篡改、所沾污,甚     

鲁迅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鲁迅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创造社太阳社明显不同,与茅盾也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从建立"人国"的理想层面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产生;二、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创造;三、痛恨投机,强调必须正视现实;四、既强调韧性的反抗精神,也强调珍惜生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五、注重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鲁迅论左翼文坛的新人新作

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①鲁迅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②这不仅高度评价了左翼文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著地位,而且明确地揭示出这场运动别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阶级性质。从“五四”到“左翼”,鲁迅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别的姑且不说,仅就鲁迅对左翼新人的培育而言,就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鲁迅总是从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学事业着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论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与儿童的“伪成长”

政治至上思想是中国现代儿童小说的无奈选择,是左翼革命文学与时代的产物,其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其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争自立.用文艺创作配合革命进程的政治至上思想使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觉悟变得非常突兀,其成长也不那么切合实际,“伪成长”成为其主要特征.     

从众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转向

革命文学的兴起是上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征.面对"革命文学"的浩大声势,"五四"启蒙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与转向.一批曾坚持文化启蒙、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转而选择了谋求大众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文学.30年代文学转向与社会历史变革紧密相关,但创作主体内在心理机制对这种转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从众心理是30年代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茅盾关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不容否定

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茅盾先后发表了《欢迎〈太阳〉》(1928.1)、《从牯岭到东京》(1928.10)、《读〈倪焕之〉》(1929.5)、《关于“创作”》(1931.9)等文章。主要就“革命文学”论争所涉及的如何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评价鲁迅,如何看待创造社、太阳     

拓荒者的足迹 转型期的津梁——《我们月刊》研究

长期以来《我们月刊》几乎无人问津。《我们月刊》是我们社创办的惟一刊物，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重要的宣传阵地之一，也是中国左翼文学走向成熟的津梁。它虽然受到当时国内外“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普罗列塔利亚意识和宣传功能，其作品朴茁而稚嫩，粗犷而赢弱，但它毕竟是作家蘸着鲜血和泪水写成的，是醒过来人的真声音。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