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治理的治域转换与共同体构建

从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对河南省西平县基层信访治理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在基层信访治理过程中存在三种功能性治域,即行政管理治域、社会服务治域和行为文化治域,这三种功能性治域作为彼此协调互动的生命有机体,共同构建了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的实践场域。作为一个多种机制共振和多种资源整合的过程,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场域叙事促进了基层信访治理从崇尚功能性治域到拥抱复合性治域的起点重置。然而在复合性治域中,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仍然存在主体行政化、准则虚置化、工具悬浮化、客体错位和空间异质化等困境,亟须通过制度建设、监督规训、认知重塑等方式对基层信访治理共同体构建进行优化。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治理三维场域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力解析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政府-社会"的三维结构。作为国家治理领导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三维场域的制度执行力决定制度优势所转化的实际治理效能。在政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打造国家治理体系;在政府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则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

场域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关系是场域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学治理涉及到众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充斥着多元利益关系.这为将场域理论引入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基于布迪厄的分析框架,大学治理场城涉及到的资本类型可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奉、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它们基于各自的行为逻辑,即知识、金钱、权力与影响力的惯习,构成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自治、控制、效率、公平、理念、效益等关系形成既相互作用又相互斗争的竞技场域.而大学治理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协调关系与利益的“张力结构”与“均衡机制”,用以雏持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整体的动态平衡.     

社会治理的多中心场域构建——基于共和主义的一项理论解释

在自反性现代性理论观照下,不难发现受制于"核心-边缘"结构约束的治理场域在规范性和功能性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公共性再生产的困惑,需要通过社会治理革命构建多中心的治理场域.社会治理场域多中心的转向,不仅是对政治上极权主义的消解,也是作为公共行政重构的自我理解和认同的途径.但对多中心治理场域正当性的解释,由于自由主义的国家构建理论存在着阐释的局限,因而需要在共和主义理论资源中重新讨论,多中心治理场域的结构转换和角色认同的公共哲学基础在于共和主义多元共治的精神,而传统共和主义当代复兴的空间在于社会治理的良善而不是民族国家框架中的统治政体构造.     

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 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该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首先对该理论进行“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指出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调解场域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之间是互动的,信任机制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中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场域中的调解行动发生作用。信任机制的构建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本文认为,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的选拔、该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     

突发公共事件中用户生成内容的差异化研究:基于舆论场域的视角

"两个舆论场"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本文将用户生成内容作为透视突发公共事件在舆论场域生成中的一个切入点,以场域理论和舆论学相关理论为支撑,运用内容分析法选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研究样本。着重阐释了官方场域和非官方场域中用户生成内容差异化的具体框架,差异化信息判断下回归理性的责任归因;不同叙事方式中"橄榄型"情绪共振结构凸显;原创内容涌现和"官方+非官方"多媒介互动的膨胀扩散模式。     

工业水污染的行动逻辑、社会原因及治理机制

基于社会学维度,可观察到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正式规则与实践规范相分离的显性社会事实。而该社会事实的生成离不开某种行动逻辑,即工业水污染场域存在一个以地方政策架空正式规则、由污染企业裹挟地方政府、由幕后违规走向台前违规、由内生违规转向外生违规的行动逻辑。决定该行动逻辑的社会原因主要是制度结构失衡下的评价机制、权力结构失衡下的监督机制、规则内化驱动力有限等。工业水污染的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主体结构优化、规则文化再生产和有效社会监督3个方面。     

自觉治理：公共危机基层社会共治的行为动机及作用逻辑

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处在风险中，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危机风险也层出不穷，公共危机治理中，基层社会共治的意义日益凸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中，N市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组成了治理共同体，开展的基层社会共治成效显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情感场域维度，构建了自觉治理的理论框架。政府和社会可以营造更广泛的情感场域，构建多元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更广泛、更科学、更高效的自觉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荣，最终达成良政善治。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互动共治: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法秩序转型——从“桂西北”~①特定地域观瞻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一直受到国家权力与民间内生力量的共同制约和推动,国家与乡村之间总体上处于互动状态。自治是桂西北乡村治理发展的逻辑趋向。厘清这一历史逻辑,为我们理解当下村民自治的失落与重生奠定了基础。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面临制度异化和治理失灵两大困境。基于"后乡土中国"和"半熟人社会"的乡情,回归村民自治本色,需要走一条从单纯依靠自治转向政府乡村互动共治的新路,从理顺乡政与村治关系、尊重村民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律规范的良性互动、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四个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法秩序转型。     

试论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与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确立起来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逐渐变成了“乡政”主导“村治”的一元化治理.在探索实现“乡政”与“村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村民自治和基层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民主协商、良性互动的乡村协商治理形态,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的失效或缺失以及民主传统相对缺乏等原因,现阶段我国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为我国乡村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并对于克服乡村协商治理的发展困境,推进并完善我国乡村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形式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角色利益与场域规则——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研究分析框架的建立

进行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概念的廓清与界定、方法论基础三个方面入手,在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指引下对相关概念进行剖析和整合,可以认为:在具体的场域中,角色利益的冲突得不到相应规则的响应,或响应乏力,是各种社会风险的产生、持续存在和不断放大的主要肇因。因此,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是"角色利益—场域规则"。     

场域互动：道场与敦煌佛教文艺作品的生成

“道场”是敦煌佛教文献中最常见的表现场域概念的关键词,其含义极其丰富,涉及物理空间、心理信仰空间、文化制度空间三大层面。而道场的中外互动、内外互动、内部联动、虚实互动和多重联动,是敦煌各种佛教文艺作品生成的主要途径;正是中外场域、内外场域的持续互动,才促成了敦煌佛教文艺作品的中国化特色。     

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

大学生返乡创业为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返乡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然而，农村优质青年人才引不来、留不住、难培养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问题。本文依托场域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围绕返乡大学生创业为何、以何创业以及何以创业的理论逻辑，厘清大学生返乡创业的行动机理。研究发现：返乡大学生从学校教育场域进入乡村生活场域创业，需要直面城乡文化背后隐匿的价值规范和处事原则的冲突，在资本的运用和惯习的冲突与弥合上生成新的实践逻辑。高校应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尽可能地为大学生返乡创业赋能心理、人力和社会资本，返乡大学生则需要通过资本建构和惯习重塑来消解乡村场域的秩序壁垒，真正融入到赋能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之中。     

技术赋权:乡村公共能量场与乡村治理转型

移动互联网技术赋权下的乡村治理,破除了精英主义的“话语霸权”和草根群 众的“失语”状态,推动着乡村公共能量场由“权威主导型”向“互动博弈型”过渡.江西赣州 Q 县S村的案例实践表明,村务微信群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治理场域的现实映射,是乡村 公共能量场的网络再聚合.以村务微信群为代表的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强化了村民在乡 村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场性特征,形塑着村民的公共精神和村庄认同.而乡镇公职人 员的介入,使得乡村网络公共能量场兼具“国家在场”和“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催生着乡村 治理的转型与升级.     

村级党建、治理重心下移与乡村振兴——基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田野调查

在我国传统乡村治理实践中,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型载体发挥着支撑性功用,其在当下的呈现形式是党的村级组织。基于"国家—政党—社会"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当前制约乡村振兴的基本问题均位于村域之内,具体表现为村级党组织涣散与村庄社会关联断裂。这使得强化村级党建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成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必经之途。从Y村党员"包片联户"制度的实施经验看,两者的互动过程呈现出耦合与并进的状态: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驱动村级党建面向乡村社会,进行社会构建,引领集体行动;村级党建则支撑社会治理重心寓于农村基层,再造乡土自性,重塑治理格局。基于此,简约治理以新的样态呈现出来,不但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为中介,国家与社会均衡互动的局面,而且还为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机制。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