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嵌入与制度激活:第一书记推动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逻辑

中国在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关键接点,影响着国家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成效,并被赋予加强基层党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职责,但也常常面临着被乡土社会"悬置"、单向度为村庄链接资源等,而无法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实践困境.探讨了第一书记在中国乡村治理中的实践模式,研究表明:第一书记应既能实现村社内外建设力量的有效整合,又能推动村社自主治理持续运转;应通过发挥党内民主、践行群众路线嵌入基层党组织和乡土社会,获得党员和群众认可支持;同时,乡村治理应借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等外来力量,以激活完善既有协商民主治理制度为重点,着重解决协商民主制度的组织支撑、实践平台、正反馈机制和社会基础等问题,运转村级民主治理.在此基础上,中国乡村治理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内外资源良性互动和村级治理水平与能力.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组织,乡镇政府直接承担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职能不清、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模式单一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均、竞争机制相对缺乏、考评机制的偏狭和民众参与不足所致,因此,应该准确定位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治理职能、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元治理、完善乡村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绩效监督评估制度、发挥农民需求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精准扶贫的政府嵌入机制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不仅是国家特定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国家通过扶贫资源再分配有效地融入基层社会,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嵌入性机制设计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和防止扶贫政策瞄准性偏离的必要手段。我国在精准扶贫中推出了3种嵌入机制：组织动员、干部驻村和项目下乡。嵌入性机制与乡村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嵌入性机制之间关系失调是扶贫资源分配中国家自主性流失的主要原因。国家嵌入式自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公共性建构和嵌入机制间协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出路。     

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

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内核表现为多中心合作治理框架效应,体现在政府、乡村精英、农户多元利益主体对话的相互增进与理解、行为的相互激励与制约、资源的互补与互促,由此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具有重塑国家层面资源下乡的组织基础、再造农户层面合作的组织基础、构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制衡基础的一般机制,对克服当前乡村组织功能缺位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性衰落成效显著。研究认为,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绩效,但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关注,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村民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乡村精英的心态与行为分析--以湖北西部土家族地区农村为例

本文以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村民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农村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心态、行为及与乡镇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对少数民族农村村民自治的影响和控制力还非常强,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在村庄政治中自主活动的空间不大,村民普遍缺乏参与热情,但乡村精英的影响正与日俱增.     

加压容易减压难:乡镇政府负担生成的多重制度逻辑

乡镇政府负担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很大的阻滞因素。基于“结构 过程”的分析范式与压力传导的双向视角,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多重制度逻辑综合作用引致的乡镇政府负担生成机制可解释为“加压容易减压难”。一方面,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乡镇政府受到上级政府的强制性支配,议价空间有限,上级政府较易实现对乡镇政府的加压,这表现为任务分配与任务负荷的失衡、资源配套与高效执行的冲突、检查与迎检的张力、问责与容错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自治型村庄治理体制下,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行政控制受到限定和约束,减压过程存在任务转包困难、任务承接能力有限、任务落实效果衰减、任务执行动力不足的困境,导致村级组织较难实现对乡镇政府的减压,且乡镇政府还需处理村级组织反向上交的“剩余事务”。“加压容易减压难”导致乡镇政府的治理事务超出其可承载限度,由此生成治理负担。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乡村关联性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乡村关系,主要是指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乡村关系的关联性,将乡村关系分为领导型乡村关系、指导型乡村关系和自治型乡村关系。前二者属于强关联的乡村关系,后者属于弱关联的乡村关系。强关联性和弱关联性的乡村关系又因为村庄治理资源和自治因素的差异而对不同村庄的村民自治具有不同的影响。     

乡村组织振兴的实践路径创新——基于驻村第一书记的视角

乡村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体系的系统构建,包括建立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以村民自治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以各种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驻村第一书记兼具组织资源和乡村治理资源双重优势,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干部人才支撑,在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和为民办事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因特定的运行与考核方式,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对下负责机制还不够健全,一定程度弱化了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具体表现为驻村第一书记对村级党组织组织力建设重视不够、培育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动力不足、与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互动不足、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帮扶成效不明显。在助推乡村组织振兴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把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作为建强村党组织的着力点,因地制宜,创新拓展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工作全面领导的实现路径,探索引领村级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推动“一肩挑”背景下村级党组织更加高效健康运行,并推进党组织引领各类村级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