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集与元代南方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原因

我们从史传、文人笔记中有关虞集的仙真逸闻、他人评价和虞集《自赞》所透露的消息及虞集文集中大量有关道教的作品,可以见出虞集与南方道教的密切关系。生活环境的熏陶、师友的影响、政治上互相援引的需要以及元代南方道教的文人化、儒学化等,是二者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     

元代儒学教授虞集诗词曲用韵考

通过对虞集古体诗、词、赋等的用韵和近体诗的用韵做穷尽式的考察分析,我们发现;;虞集古体诗、词、赋等可分为１８部,和宋代诗词人用的基本相同,与《中原音韵》有别;;近体诗基本上按传统的“诗韵”写作,但其中有与古体诗各部之间通押相似的借、出韵关系,也有些近体诗不符合“诗韵”规定,而是对实际语音及方音特点的流露。虞集虽然是名儒显宦,近代诗用韵也受到实际语音的影响。     

虞集散文的重要艺术特色

虞集为元代文章大家,名列“儒林四杰”之首。在艺术方面,虞集散文具有平易澹泊、长于说理、不拘于法度而机用自熟等特色。     

蜀士多才俊,文章萃东南——元代流寓江南蜀籍文学家论略

由于战争动乱,南宋末蜀中大批知识人士举家出选,流亡他乡,导致了在后来的百多年间蜀地文学不彰.终元一代,巴蜀本土没有一个成名的文学家出现即是明证.但流寓江南的蜀中二代、三代子弟却在文坛上卓有成就,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虞集、牟巘父子,是先世居蜀、宋末避居江南的蜀籍文学家代表.本文主要以此二者为研究对象,对其家世、生平及著述进行钩稽考索,发掘其诗文创作中的思蜀情结,并对元代蜀地文学不彰之原因再作探讨.以资对元代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大儒言商——重温张謇的智慧

张謇其人 今年是张謇（1853-1926）去世80周年，其人可怀之处甚多。尤其在推崇“儒商”的当代，张謇其人．其言，其行．更值得追思。     

2O世纪以来虞集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的虞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多着眼于作家之艺术技巧与艺术修养,由于虞集学问博洽,诗文艺术性较强,因而研究者对其多给予肯定.20世纪50至70年代,研究界开始引入社会-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性和人民性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对以艺术技巧见长的虞集,大多评价不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中社会-阶级分析方法渐渐淡出,而文化-心理分析方法逐步为学者所接受和重视.这一阶段的虞集研究不再局限于品评其诗文成就的高低,而更加注重从社会文化背景、心态等方面总结其创作得失的深层原因.人们对虞集的认识渐趋全面.     

从赤峰元代宗教遗存看蒙古弘吉刺部的宗教信仰

赤峰在元代大部分为弘吉剌部的封地,弘吉剌部作为元朝后族,其宗教信仰必然受到元朝皇族的影响。因此赤峰地区的元代宗教遗存,反映了元朝蒙古民族宗教信仰的实际。同时,对弘吉剌部元代宗教信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赤峰地区宗教信仰的历史和变迁。     

中国古代大儒情怀的变异

中国历代大儒在建构其儒家文化传统的过程中 ,并非完全执著于儒家人格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而是在人生进取中 ,相当明显地体现出儒家人生情怀的变异 :吸纳道家情怀和采取以佛济儒的方式 ,即在他们积极进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一种自然潇散的人生形式和超然忘我的人生境界 ,并由此化出混同自然、任性无为、超然无累的生命态度 ,以及当这种坚持受到极大的阻碍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会暂时放弃执著而用佛家的方式去继续这种人生努力。道家人生情怀与以佛济儒是中国古代大儒在人生进取受阻时所产生的人生反应和应急措施。从文化价值上看 ,历代大儒将道家情怀引入自己的人生境界的实践 ,为执著入世的儒学士子开拓出新的人生境界 ,改变了儒家人格理想上单向度的人格塑造 ,从而使儒家人格增加了实践上的经受挫折的力度 ;而大儒的以佛济儒的人生方式 ,则从人生实践的层面上提供了各文化体系融合的仪范 ,显示出各种文化相参并济的社会价值     

论虞集的江南情结及其反映的群体心理共性

虞集有着浓烈的江南情结,其诗词中的江南在地域上侧重江西地区,而其心中的江南则以摆脱官场、复归乡土的精神为导向。地域上的特指和精神上的指向构成了虞集江南情结的独特内涵,而这一情结也是由南入北的江南文人群体在蒙元朝廷历经仕宦悲辛后所产生的共同心理取向。     

虞集道教文学作品探微

有元一代,文人与道教关系至为密切。作为元中期思想文化界的领袖,虞集在元代文士与道教双向互动的潮流中,是走在前列的代表人物。他创作有大量道教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以艺术技巧见长,或以史料详实著称,颇具研究价值。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的诗学史意义

翁方纲受王士禛《古诗选》的影响,重视虞集七言古诗和题画诗,推崇《题柯敬仲画》"句句是三昧"。在乾隆二十九年至嘉庆十年的四十余年中,翁方纲追和次韵虞集《题柯敬仲画》诗多达七次,称得上是虞集的异代知己。翁方纲为虞集整理诗集、编撰年谱,并在《石洲诗话》和《四库提要分纂稿》中,分别站在个人与官方的立场评论虞集,推尊虞集为诗史上可与陆游、元好问比肩的经典作家。翁方纲还大量化用虞集诗句以及其他元诗典故,说明元诗也可以与唐宋诗一样,成为后人师法的典范,为元诗的经典化进程作了有益的探索,具有重大的诗学史意义。     

别有滋味——略论元代的嘲谑散曲

元代嘲谑散曲题材丰富,主要类别有：讥讽时世;嘲讽人品或行为不雅的人;咏物;纯属恶搞,时涉低俗。嘲谑散曲产生的原因既有经济、政治方面的因素,也是作家个性和曲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嘲谑散曲的创作手法主要是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和采用了方言俗语。     

元代怯薛新论

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的差遣;怯薛是巩固其成员同君主间主奴关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枢地位使得蒙古权贵同大汗或皇帝间的主奴观念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泛化;所谓的怯薛预政,并不属于非常行为,而是其成员参决政务的合法形式和途径,将这种参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夺中书省权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制模式去套其实不一样的蒙元王朝政治结构。     

元代海运综述

海运是元代漕运的主要方式。作者从元代海运的成因、发展阶段、主要航线、运粮情况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述,并认为海运是元代经济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一大特色。     

宗朱融陆 兼容百家——元代著名作家虞集学术思想初探

在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的情况下,虞集是一位比较通达的理学家。作为朱学传人,他对程朱以外的其他理学派别和儒家以外的诸家学说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其理学思想虽无太大创见,客观上却顺应并体现了元代文化思潮的发展趋势,并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试论元代的妈祖崇拜

航海是带有极大冒险性的事业,在难以抗拒的大自然力量面前和科学技术不够昌明的年代,人们只能把身家性命的平安寄托于神明的保佑.传说有个天妃能够拯救航海者于狂风怒涛之中,增强他们从事海上航行的勇气,这个神话是促使妈祖由一个普通民女演变为天妃、天后神的原因.对妈祖的信仰和崇拜,到元代臻于极盛.     

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

元代的屯田和前代相比可谓盛况空前。除少数为政府招募、百姓自愿外,元代屯田中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国家强制组织实施的。因屯田而迁移的主要是民户和军户。在元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屯田中人口迁移的垦荒和实边作用越来越突出,对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蒙古政权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元代边塞诗特征

边塞诗是中国诗歌园地中的一朵奇葩,源远流长,肇自《诗经》,盛于有唐一代。至元代,由于时空的巨大转变及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边塞诗被赋予了新的特点：远距离审美观照,关注内容广泛丰富,组诗形式创新运用,边塞旧题大量翻作。元代边塞诗扬弃了边塞诗的历来传统,在诗歌史上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并给后代带来深远的影响。     

元代徽州路的手工业

元代徽州路境内的手工业主要有矿冶、丝织、酒醋酿造、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其中尤以文房四宝制造、刻书等行业较为发达。官府经营和民间经营是元代徽州手工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形式。官府手工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大,管理控制严格,官僚化倾向严重。民间资本与人力的投入和参与,使刻书业等民营手工业获得发展。元朝政府对徽州路手工业课税较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它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