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就是道德"质疑——关涉伦理学对象的一个学理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是依照"伦理就是道德"的认知范式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的,这实则是一种误解.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的基本概念.伦理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两者之间,伦理是本,道德是末,伦理是体,道德是用,道德因建构和维护一定的伦理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形式,因此"伦理就是道德"的流行看法是不正确的.伦理学应当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社会道德建设和人的道德修身都应当以构建与当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关系为宗旨和目标.     

关系化与类型化:从“熟人社会”网络到“生人社会”网络的演化机制——对冀南宋村内外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冀南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狭小的生存空间、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共同维持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村民外出打工,从以血缘地缘基础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进入到城市"生人社会"中。他们分别通过关系化和类型化两种途径,相应的进入到异质型社会网络和同质型社会网络中。异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是特殊主义道德伦理,而同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则是平等主义道德伦理。农民工集两种对立的道德伦理于一身,其道德呈现出多重性、模糊性特征。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重新认识道德与理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再度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的破题则指向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因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把实践理性排斥到了边缘,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中缺失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几乎处处都存在着反伦理的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伦理的行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甚至发明了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反伦理概念。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作用潜滋暗长的状况,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哲学家对道德需求、道德功能及其实际表现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我们认为,关于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去认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将不再仅仅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而是会自觉地建构道德生活形态。因而,理性与道德融合的境界也就到来的,以往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讨论也都将失去意义。     

论先秦儒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治身"与"治世"是先秦儒家道德理论所包含的两个指向,分别针对的是"对己"和"对国"。先秦儒家主张以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伦理观念来约束个人行为,由每个人的道德提升推演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从而能够不依靠法律和暴力机构而实现社会大同。这种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其中所隐含的容易被他人利用的因子,最终导致了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消费行为的伦理解释:中西消费伦理的变迁与比较

本文的核心是通过历史的、跨文化的比较来阐明消费和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伦理如何根据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转变。本文重点比较的是中国和欧洲这两个社会的历史,发现道德和伦理实际上一直贯穿于人类对于消费的认识和人类自身的消费行为。本文最后参考现有文献以及一手的访谈数据简要总结了当代中国的消费伦理,以及如何用来理解当下的消费行为。     

价值冲突下的道德责任能力建设

提出道德责任的理念和认同道德责任建设,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地产生道德责任的行为,也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生活以及个人实践方式朝着责任伦理所预示的方向转化的结果。因为道德责任主体为自己的道德实践行为寻找合理性根据而进行的理性认知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深刻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公民所面临的现实伦理处境以及在道德实践中的两难选择,进而研究"道德责任能力"的伦理价值、建构驾御各种复杂伦理关系的包含理性认知能力、心理能力和实践能力三大能力要素的体系,切实地加强道德责任能力建设,是实现上述转化的必要环节。惟有如此,方能使纯思辨的价值探讨凸显其应有的现实意义。     

道德、伦理、应该及其相互关系

多年来 ,在我国学界和社会生活中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大多是在较为模糊的状态下使用的 ,厘清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不无益处。道德是应该体现的规范及其被践行 ;对道德之应该的理论分析即是伦理。科学的道德与伦理之应该是应该状态下的应该。     

从苏格拉底之死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发展

苏格拉底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追求智慧和道德的善,为人们构建了理性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他本人却受到"不敬城邦诸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世俗伦理和主体道德两种精神力量及正义的冲突。从苏格拉底的死可以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及其互动发展。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黑格尔精神哲学对“社会”之伦理构造的解释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在精神哲学视域下关键在于澄清两个问题:社会是什么?社会的伦理构造是什么?社会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社会的伦理构造可以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获得理论证明:在法哲学中,社会作为由家庭向国家的过渡环节,它的真实内涵在于否定自身与超越自身;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理性(精神)之客观性的环节,它最终要扬弃自己的矛盾的片面性而回归到精神的自身确定性,即精神的自在自为的状态,走向道德。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环节之一,其特性在于过程性、否定性与有限性。因而,"社会伦理"之目的就是在人之实践的意志与人之认识的意识之间如何实现人的自由。     

关于制度伦理若干问题辨析

主张制度伦理的学者以制度和伦理基本功能一致、道德具有非强制性的局限、制度与伦理因此可以互补、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有利于道德实践四点理由证明制度伦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其论证和分析存在四个方面的误识:(1)混淆了两种规则体系功能上的本质差异;(2)错误地理解了道德的局限性;(3)忽略了制度与伦理互补的前提条件;(4)对制度伦理化、伦理制度化的实践缺乏历史的省察反思。制度和伦理分别代表社会的两个规范系统,承认道德的重要性,就不要将它与制度"化"在一起。     

“伦理调控”概念的知识谱系考察

伦理有着调节人伦关系的重要功能,伦理调控在社会调控中承担着基础性作用。从伦理与道德,从调节、控制与调控,从伦理调控与道德调控这样三个层面对伦理调控的概念加以知识谱系性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和认识伦理调控的概念,厘清伦理调控在整个社会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伦理“左右”下的司法审判——区分伦理与道德的界限

道德与法自古以来就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主要手段,而道德与伦理又是一对常被混用的名词,对于凭借国家强制力得以存在的司法来说,区分道德与伦理实为必要。伦理以其不同于道德的理论内涵,多角度"左右"着司法审判工作,其中,社会伦理通过内外在双重方式影响法律的制定,并以"左右"法官自由裁量的形式影响审判,司法伦理则通过程序的外表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两者合二为一地对司法审判工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论道德管理

道德管理概念的恰当界定,有赖于对"道德"与"管理"两个概念的本质涵义的正确把握。道德管理是通过对组织资源和组织成员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制定组织希望达到的道德目标,并尽可能以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实现组织道德目标的过程。无论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还是追求企业利益,客观上都要求企业认真对待道德问题。而企业道德与管理息息相关,因此,对企业而言,道德管理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可以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方面构建企业道德管理的框架体系,其内容包括:企业道德层次定位,选择企业道德管理策略,制订企业伦理规范,进行决策的伦理分析;设置必要的部门和岗位,在人员招聘和任用时注重道德素质的考察,开展伦理培训;管理者以身作则,开展道德测评,实行伦理控制等。     

基于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伦理建构

经济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有着直接的逻辑关系,在伦理实践、社会责任意识和伦理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基于"规范性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伦理概念及范畴,而"并行学派"、"共生学派"、"融合学派"代表了当代经济伦理发展的基本态势。利益相关者理论改变了传统伦理学的认知结构,确定了企业的经济伦理主体地位;整合社会契约论界定了经济伦理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围绕利益相关者而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确立了企业伦理的法理地位以及经济伦理概念的外延,直接促进了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建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成熟,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经济伦理正是前两个理论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伦理的内在逻辑研究,对于社会主义主流经济伦理的建构有着积极的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论道德维度、道德结构和道德价值——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

考察当代社会道德状况必须围绕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关系,区分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两个重大维度。加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应该进一步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同时强化公民的义务意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个人道德觉悟的层次提升,而主要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协调问题,即底线伦理、共同信念和终极关怀的三维道德结构的协调。底线伦理(法律规章)的核心原则是“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保障基本的生活秩序;共同信念(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是“正义”,主要在于建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结构,当然也要求公民养成相应的德性;终极关怀(个人伦理)的核心原则是“义务”,要求公民个体更多地承担起对总体的义务。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社会治理进入了一个服务型社会治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实现"德治"的关键不在于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而在于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主要从行政道德立法、建立行政信用制度和行政伦理监督机构、行政伦理净化机制等方面着手。     

浅探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规律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由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这两种主要道德构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既重视经济伦理,又重视社会伦理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必须实现经济伦理建设与社会伦理建设的协调统一,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文化伦理:存在与意义

"文化伦理"一词,一是指文化与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指文化发展的价值追求.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文化伦理经历了"从手段到目的"的命运转折: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品的工具意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我国文化发展由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由此,我国文化发展被内在地嵌入了道德价值的指针,道德进步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