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正> 李鹏总理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指出:“在控制消费需求过快增长的同时,进一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既要继续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和纠正收入过分悬殊。”“各级政府要把缓解社会分配不公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防止和缓解社会分配不公,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影响社会稳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评估现状分析

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评估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目前的重建评估工作总体上呈现畸轻畸重现象.具体表现为:1)重“物”轻“人”的倾向,或者说传统的地质、环境、经济等技术评估占多数,社会影响评估比重低;2)表现出极强的宏观政策导向,而政策又取向技术偏好;3)灾害社会评估和重建社会评估概念被混淆使用,愈加容易导致重建社会影响评估在实践中被忽略.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对社会影响评估概念和意义认识不足.介绍了社会影响评估概念,分析了社会影响评估的必要性,提出灾后重建评估应该均衡发展.     

风险、个体化与社会治理

中国已无可回避地置身于全球风险社会之中,这一客观情势要求在社会治理中必须提高“社会”灵活主动的参与与介入,强化“社会”的自我管理,但社会个体化所可能导致的原子化又严重威胁着社会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为此,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条件重建“社会”这个既有别于市场、又有别于国家(政府)、同时又能与这两者积极互动的行动主体.而社区与社团,则是“社会”这个行动主体的基本承当者.     

非正义化与找回社会：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研究

社会风险质变是理解当前社会非正义化与“社会脆化”的重要视角。它是阶段性社会风险受到“冷处理”,积聚、质变为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动态过程。经济锦标赛、制度改革和迎合、道义价值的辩护以及社会理性程度低是空间城市化中社会风险质变的发生力量。风险利益评估、风险界定以及对抗争行为的漠视是社会风险质变的具体机制。社会风险质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发展代价,其直接后果是社会结构性风险的产生,并进一步造成社会风险分配不公以及社会的非正义化,使社会陷入发展和纠错困境中。找回社会,改变经济锦标赛的发展路径,构筑“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模式,让经济发展嵌入到社会完善之中是摆脱社会非正义化、走出纠错困境的出路。     

社会分配不公根源何在?

收入悬殊并不等于社会分配不公。在现行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辛勤劳动,是可以获得高收入的。这种高收入形成的收入悬殊不能视为分配不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是正确无疑的。当然,违法收入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但这不是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本身所造成的。 平均主义依然是最大的分配不公。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     

贫富差距社会风险的承受力、预警及对策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贫富差距日见悬殊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居民相对剥夺感、分配不公感和期望失落感的增强,应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为了观察贫富差距的社会风险状况,以期在风险出现之前就预先发出警报,应设置“贫富差距的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该警报系统可包括四个指数体系：受损害指数体系,官员形象指数体系,收入差距指数体系,行为失范指数体系。化解贫富差距社会风险的对策有如下五种：利益调节法、利益再分法、利益倾斜法、利益让度法、利益配给法     

当代转型社会的诚信危机与法律重构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基于人类学“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这一经典的社会形态划分,可以对应将诚信类型化为“伦理型诚信”与“法理型诚信”.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诚信危机,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构成了我国社会的诚信危机的深层土壤,而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制度缺位,则是产生诚信危机的关键因素.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法治在诚信重建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法理型诚信”作为当代中国重建诚信的方向,努力建设法治型的社会诚信体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以河南省新乡市M社区为例,系统性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具体表现为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和地域功能不同程度消解,地域共同体重建具体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原则下的地域公共性重建,就地域社会学理论视角而言,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一种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统一体,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实践过程充满动态性、统合性和关联性。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现代化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和谐社会”是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判断与评价,“社会现代化”是对社会发达程度与发展水平的判断与评价。“和谐社会”与“社会现代化”体现了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和发展水平的良好预期的统一。     

《人本社会学新论——基于马克思积极人道主义视阈》简评

时代难题是诚实的学者及其著述孕育生成的最根本因素所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孔德创立了静力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冲突论方兴未艾,但很快就被帕森斯的“秩序理论”所超越。如果说这种超越是西方社会为应对自身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反映社会发展实际情势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话,那么,在中国当下社会转型中,人“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势有消散殆尽之窘境中,如何重建人本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就成为当下人文社会学者最迫切的责任。     

"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关系的再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又一重要治国方略.怎样认识这一重要治国方略?其一,可以从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局限性;道德建设的特殊性、重要性;时代呼唤"以法"、"以德"治国等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其二,可以从"以法"、"以德"在治国上相辅相承,一是共同调节主要社会关系,具有一致性;二是分别调节一定社会关系,具有互补性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构筑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安全网

农村社会安全和弱势群体社会保护长期依赖于传统的家庭、农村社区和少量制度安排。但在转型期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传统保障已陷入困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缺失带来的影响已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安全,社会应高度重视农村“社会安全”问题,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以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安全网,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无为"与"有为"的有机整合——论老子的"无为"观

老子用"天道"推论"人道",用"自然"以推论"社会",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无为而治"思想,充分显示了老子对于治理天下所持的基本态度。老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社会资本消极功能的社会排斥分析

对于社会资本功能的研究一般都局限于其积极方面,而忽视其消极方面。本文从社会排斥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即“社会资本的社会排斥”。而社会的不和谐与社会资本的这种消极功能密切相关。因此,分析社会资本的社会排斥功能,从而尽量减少它的消极影响,对于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交通运输业的优势“最大化”与劣势“最小化”

本文从交通运输业的自身特点、在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从努力实现交通运输业部门优势的“最大化”和部门劣势的“最小化”两个方面辩证统一的高度,多视角地论证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及其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实现对 “三农”的社会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已进入“风险社会”。相对于城市而言,缺乏社会保护机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由于抗风险能力脆弱而陷于困境。出于对城乡社会稳定和安全形势的忧虑,社会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问题发展的症结,并寄希望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文章试从风险社会视角认识农村社会发展困境,并从“社会整合”角度认识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价值基础,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会安全保障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同”社会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必然经历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从我国古代社会到我国近代社会的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的这种"大同"社会理想有着不谋而合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可能.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条件下的分配制度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人们认识深化的结果。这一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同时确立这一原则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中要始终坚持这一原则,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从社会发展看“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 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三个代表”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面对当前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我们更要努力按“三个代表”要求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这不仅关系到党的命运和前途, 而且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