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清代初期的清官陈瑸

陈是康熙后期一位著名循吏 ,曾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1] 、“清廉中之卓绝者”[2 ] 和“苦行老僧”[3 ] 。在19年的仕宦生涯中 ,陈在治理福建和台湾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是清朝早期治台官员中治台时间最长 ,影响最大 ,政绩也最为显著者。以往所涉及到陈的论著 ,多是围绕其治台政绩 ,本文拟就通过叙述陈廉洁爱民的事迹 ,以加深人们对这一清官的全面认识。     

清代前期台湾选官协办制度初探

清代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实行边俸之制,台湾各级官员任期三年。雍正七年(1729)实行选官协办制度,台湾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县任职一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雍正八年调整为任职二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随后再经微调,至乾隆八年(1743)基本上回到康熙时期任期三年的原点,从而取消了协办制度。协办制度是清政府考虑到在台湾任职较为艰难的实际情况,而优待体恤赴台官员的变通办法,是清代台湾选官制度的一场小试验、一个小插曲。协办制度的推行,表明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及其对选调赴台官员的慎重,是强化理台政策以加强治理台湾的重要表征。康雍乾时期如此重视台湾,又如此想方设法加强治理台湾,可见如某些论者所谓清政府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志向、操守与勇气——论康熙朝儒臣陈瑸

陈瑸是清康熙年间著名清官,出仕后任过古田和台湾县令、刑部和兵部主事、四川学政、台厦兵备道和湖南、福建巡抚等职,死谥清端。陈瑸志向远大、操守坚正、清正廉洁、一心为民,具有非凡的勇气,在古田汰裁冗员,在台湾革掉了官僚集团的切身利益,为闽台地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试论陈瑸的儒学思想及其政治实践

陈瑸是清初的理学名臣,不仅在各任内治绩颇丰,而且对朱子学有所发展与推行。综合考察其政治实践与毕生行事,安贫乐道、居官清廉、实心任事、敦行教化、关心民瘼等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在陈瑸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岭南人文图说之一一五——雷州陈乔森

陈乔森生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一说生于1835年),卒于光 绪三十一年(1905年),原籍广东雷州府遂溪县,后定居雷州城,原名陈桂林,字一山,一字木公,又号逸山、颐山,与陈文玉(唐代雷州首任刺史)、陈瑸(或作"膑",清代清廉中之卓绝者)、陈昌齐(清代翰林院编修)等合称雷州半岛"四陈"名人.     

试论沈葆桢在台湾的改革

同治十三年(1874),台湾发生了牡丹社事件。沈葆桢先后两次到台筹划海防和善后,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在台期间,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治台才能办了许多有益台湾发展的事,为近代台湾海防的巩固和开发建设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就沈葆桢在台所进行的改革试加论述。     

闽台佛教亲缘:从明末到乙未

郑成功集团收复并经营台湾在客观上促使汉文化东渡入台。台湾许多寺院的建设和佛教的具体发展,来自于福建或福建籍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的密切配合。在福建佛教巨大的影响力下,福建僧人入台或创建、修建、主持寺庙,或讲经弘法,鼓山涌泉寺对台湾佛教产生了制度性的影响。台湾佛教的发展初期表现出鲜明的民俗化和混合化的倾向。     

日治时期日本神道在台湾的传播与局限

日本神道于日治时期在台湾的传播,带有浓厚的双面性格--一方面似乎具有日本传统信仰的"宗教"性格,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代表国家仪典的强势"道德"风格。如此双重性格,加上日本治台所谓"同化"政策的虚幻性,以及统治者、被统治者双方对"宗教"观点的差异性,造成日本神道在台湾、特别是被统治阶层间的传播,呈现出无法生根落实的面貌。 本论文除陈述具有"国教"地位的日本神道教,在日本治台50年间传播的轨迹,并藉此解析日本神道教无法在台湾社会"土著化"的原因。     

也谈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与周维衍同志商榷

开展有关台湾历史地理的研究,对于阐明古代大陆与台湾人民间的悠久、密切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发表的周维衍同志《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开端。该文着重介绍了国内较少看到的明代台湾历史重要资料陈第《东番记》全文,并指出台湾一名是由“大员”转化而来,而“大员”可能起源于“土著番族的称谓”,这些都和今日通行的说法相一致。不过在关于台湾古代名称和若干地名的考订方面,还有不少难以同意之处,不揣浅陋,提出下面几点与作者商榷。     

牡丹社事件之后涉台官员对理台政策的反思与调整——潘霨《东瀛随笔》《全台要略》稿抄本研究

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时任福建布政使的潘霨奉命渡海赴台,协助钦差大臣沈葆桢办理台湾海防事务,直接与日本侵台统帅西乡从道交涉撤兵事宜,从涉台实践中形成自己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方略。本文具体分析潘霨撰辑的《东瀛随笔》与《全台要略》两种未刊稿抄本的基本内容,认为潘霨等涉台官员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方略,为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理台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中国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首先在唐代入画。其画表现的是仙人的生活,风格以“魁奇”出俗为主,与宋代的淡远风格不同。历史上第一位有功于陶渊明的大画家是北宋的李公麟,第二位是元代赵孟頫,他对李公麟画法有继承也有开拓。宋元人请陶入画与他们崇敬陶渊明的态度密切相关。明清两代与陶渊明相关的画很多,陈洪绶的陶渊明画是很有特色的一家。历史上的陶渊明绘事留给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如它表明陶渊明及其作品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和画是相通的,而中国的诗和画之间的关系又有其特殊性;应该注重以优秀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深入研究等。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汉学师承记》的学术史价值

清代乾嘉时期学术考证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治学方法迥异于前代。江藩《汉学师承记》的著成,客观上正符合对此进行适时总结之需要。本书第一次将乾嘉考证学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的发展作了总结性的考察,梳理出其演进的脉络,评价其意义,此一总结性研究从整个清代而言未有出其右者。此书又一成功之处,是不停留在论述学者的生平行事和著述的主要内容等项,并且着力摹写他们的治学特色和精神风貌。     

陈白沙诗歌散论

陈白沙是明代最具诗名的理学家,虽颇为文学史冷遇,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诗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学宗自然,要归于自得的陈白沙的道学思想与诗歌实践相融为一,借诗明道。自然率意、主张性情的诗歌追求之下始终有着深沉的儒者关怀与难以割舍的风雅情结。     

于今写人琼南景 賸得诗人细品题（上）——明清五指山题咏诗之文本考析

明清时代五指山题咏诗16首,代表着五指山题咏诗的重要成就,这也是海南文学史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本文对这些诗的文本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析。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康熙统一台湾史实考述

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我国各族人民一起开发和建设了宝岛台湾.但到郑经继位后,面对清朝统一台湾的形势,郑氏集团企图进行分裂活动.清朝政府坚决反对分裂,派施琅率水师攻取台湾,台湾回归祖国.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论燕赵文化视阈中的河朔诗派

河朔诗派是明清鼎革之际崛起于燕赵大地的诗歌流派。燕赵大地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多彩的自然景观所构成的统一的文化环境,孕育了河朔诗派的诗歌情怀,确立了河朔诗派的诗歌生命基调,熔铸了该诗派愤激而和平的诗学特征,使其以独特而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清初北方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