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与社会影响述论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发展至巨。沉重的苛税是农民离村的首因;次则为马家军阀抓兵拉夫;此外天灾频繁、外货涌入和战祸频仍也是重要因素。斯时农民离村后的主要谋生方式是进入城市做工、住家、逃难和求学,部分转入它村继续垦荒,或转入土匪的行列。农民离村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增添了城市生存压力,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但离村者向故土回馈资金和技术,又通过创办杂志积极传播新思潮,对促生甘宁青社会向近代化进发起到了一定作用。     

试析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

2 0世纪 2 0～ 30年代 ,江苏省的农民离村现象牵涉到了城乡社会的各个层面。本文以此为例 ,结合近代城市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重点阐述农民离村进城而引发的城市社会问题     

民国时期离村农民的心理嬗变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进入城市对较为落后的农村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城市在培养离村农民的现代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里严酷的社会压力与生存竞争对他们闭塞守旧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使他们故有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被改变,并逐渐让位于新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农民离村流入近代城市,使农民的传统观念遭到瓦解,并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形成巨大冲击,其结果是宗族成员的游离性增加,家族观念逐渐淡化。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乡村社会在文化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层变革。     

20 世纪 2、30 年代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的衰变

在20世纪2、30年代,日益＂边缘化＂的南阳盆地在遭受过往军队苛征和地方匪患的骚扰下,社会秩序全面崩溃。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造成当地土地荒芜、农民逃亡（离村）人口剧增、农村副业由盛而衰、交通秩序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南阳盆地社会秩序的崩溃和社会生态的衰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当地农家生活已降低至最低水平。     

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

接续阶层分化的研究路径,从农民互惠博弈内生视角出发,构建"人际信任-熟人社会"的分析框架,以揭示熟人社会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与农耕文明时期低社会生产力水平以致农民长期面临生存威胁之间的张力,催生了广布于乡村社会的互惠网络,农民人际信任的自我增强与经济互助及道德声誉制度的自我实施相互作用,生成并维系传统熟人社会及其发展。市场性的输入以经济分化和农民离村为着力点打破了这一继替格局。农民摆脱生存威胁后,其互惠付出意愿降低,进而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选择。当信任的自我削弱使农民的制度化信念发生质变时,熟人社会逐步解体趋势难以逆转。流动性社会中,基于连接性社会网络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是社会发展的有力依托。基于此,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理想型的传统社会。乡土中国在国家-士绅-农民的基本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等特征,并在这些特征的维系下得以有效运行。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传统意义上“皇权不下县”的状态已无法回归,基本的社会结构也被国家-代言人-农民所取代。乡土中国正在发生转型并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然而转型并不意味着质变,表面上看,虽然“乡土中国”逐渐演变为“离土中国”,但是乡村社会的底色尚在。在学理方面,我们需要围绕乡土中国与转型社会所展开的讨论作出理解和反思。     

农民利益边缘化的社会政策分析——以S村为例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利益的主体地位不仅没有得到增强,相反却日益边缘化。导致农民利益边缘化的原因有很多,通过S村十年之间山田变化的过程,从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利益边缘化是由于社会政策的缺失造成的,并由此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农民社会地位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

通过农民社会地位分化的调查 ,分析了农民社会地位的层次分布、社会地位流动状况、社会地位的结构状态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并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物质生活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农村社会却进入空心化、原子化的状态,许多村庄社会秩序混乱,村组织管理失效,村庄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失地农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公共性的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会中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决定着农村社会组织制度,从而也决定着公共性的走向。集体经济和土地增值收益是当下重建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需要与农村社会相契合的法律和制度做保障。     

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建设畅通高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也就是打造现代国家的基石。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历经了数次改革与重建。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持续下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紧锣密鼓,但并未与传统乡绅的作用相得益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国家权力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方位渗透,解决了权力内卷化问题,但农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弥补了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真空地带,但村民自治制度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央倡导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三农"问题是农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问题,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之间出现的差距,使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日益弱势化."三农"问题隐含的实质是社会公正失衡与社会排斥.     

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与基层善治路径

目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村两级机构关系异化、村民委员会的自主性趋弱、村民原子化状态突出、农民在政治沟通中的作用逐步萎缩等困境。社会资本作为重构成员关系、增进共同体利益的组织网络与规范,有利于构建顺畅的群体之间及向上的沟通机制,培育农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具有公共责任感的现代公民的形成,同时能够强化农民的团体合作意识,增强群体竞争力。增强基层治理中村级组织的自主性和责任感,规范村民的自组织行为,强化政府对基层治理事务的法治规约,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达致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完善。     

新时期我国农民政治社会心态研究

农民政治社会心态的变化反映时代格局的变迁。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融入世界市场步伐的加快,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我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海南省Z市农民政治社会心态的调研来了解我国农民政治社会心态的现状,以我国农民政治社会心态的现状为基点,分析新时期我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心态的产生原因,从多角度来探讨农民政治社会心态的合理引导方式,使农民政治社会心态适应社会发展的变迁,从而实现农民社会的稳定。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进的基层路径——基于嵌入性视角

基于对湖北省港村的个案研究,从嵌入性视角探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基层的推进路径。国家借助村组干部这一嵌入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基层近乎全面的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成功嵌入农村社会,并被农民接受,成为农村多元养老模式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基层的成功嵌入,不仅仅是因为其依托村组干部这一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工具,还得益于嵌入主体能迎合农民的制度品质及嵌入对象的需求。     

国外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世界不少国家都已建立了涵盖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分析借鉴这些不同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应对传统农村养老方式受到的困难与挑战、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农民权利与社会公正

在当代农民问题已凸现为农民权利问题,即由于农民权利受损而导致对农民的不公正的国民待遇进而严重损害社会公正,阻碍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农民权利受损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特色工业化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结果。本文在探讨农民因权利受损而受到各方面不公正对待之后,进而寻找能够体现、保障权利义务分配公平的制度、政策,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流动中的农民异质化及其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主权大大提高,日益频繁地流动于城乡之间,这不仅加速了农村社区的解体,而且为城乡二元、地域分割的封闭社会治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保障农民流动合法权益,使其公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与公共服务,针对农民流动性特点,必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进在乡农民安居乐业、在城农民融入当地、流动农民享受异地可衔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