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梁祝传说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中韩梁祝传说大量异文的比较研究,指出相互之间的不同之处,即韩国梁祝传说中经常出现的“柳叶传情”、“腐衣殉情”等情节单元,在中国梁祝传说中十分罕见;而中国梁祝传说中的“十八相送”、“楼台相会”等情节单元,以及人们不习惯讲述梁祝完整故事而只讲述其中某个片断,并由许多小故事构成庞大故事群的叙事样式,在韩国梁祝传说中也很少出现。最后还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原因。     

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

《桂花丛谈》、《太平广记》转引的《史遗》王梵志传说，是研究王梵志诗的一条基础材料。半个多世纪来，中外学者对这条材料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很大分歧，由此明显地影响到他们各自的观点趋向。本文认为，《史遗》传说是一个流传干当时民间的神话故事，它的主要情节系附会佛经“柰女降生”故事而成，连“梵志”这一名字也是对佛经原型中人物称谓的袭取。探明了该传说的来源，殊有助于我们弄清王梵志诗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论《孟姜女》的创作个性

苏州吴县歌手姚永根唱的江南民间叙事长诗《孟姜女)),具有鲜明的江南地方特色和歌手的创作个性。它是以我国流传深广的四大民间故事传说之一的《孟姜女》,特别是以江南流传的《孟姜女》故事为创作的骨架,吸收了江南流传的有关盂姜女的唱本、宝卷、戏曲、歌谣等再创造而成的。歌手能把孟姜女的散文故事转化为韵文长歌,把叙事体转化为叙事与抒     

东台地区董永传说考

董永传说同孟姜女、梁祝等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一样,广泛流传于各地,并被改编为各种文艺形式流传。许多地方还为董永建造了坟墓,并按照这一传说故事的情节,附会出一些遗迹。比如清《嘉庆一统志》载,河间(在今河北省)、蒲州(在今山西省)、济南、青州(在今山东省)、汝宁(在今河南省)、通州(在今江苏省)等地均有董永墓,汉阳府孝感县有董孝子祠,等。汪国璠同志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东台县的董永祠墓及其传说》(载《新华日报》1956年12月10日)和《“天仙配”故事的产生、演变和     

论梁祝故事的发源

梁祝传说发源于何处?迄今仍有一些不同见解。本文从历史文献记载、梁祝文物古迹、梁祝故事产生流传三个方面进行考证,认为梁祝故事发源于宁波。     

“鹊”、“桥”在牛郎织女传说中的民俗意义

牛郎织女传说经过长期流传,相沿而形成人们所熟知的情节,并极其稳定地在民俗文化中传播。虽然由于农耕文化男耕女织家庭模式改变,"七夕"由农耕色彩转为历代文献所记载的妇女"乞巧"娱乐活动,但其"鹊"、"桥"合理的文化意义仍保留其中。     

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

把梁祝故事称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值得推敲:首先,文学艺术成果是不能搞排名顺序的;其次,假如可排顺序,论产生年代、进入文献时间、成熟定型年代等划分,梁祝故事都排不上第一;第三,对梁祝故事从唐代和明代的记述,到当今的川剧《柳荫记》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都没有怎样表现出梁祝二人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故此,说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很难成立。     

千古爱情传奇 余音绕梁不绝——手风琴版《梁祝》赏析

由任士荣所移植的手风琴版《梁祝》,是以浙江的越剧唱腔为素材,按照剧情构思布局,深入而细腻地描绘了梁祝相爱、抗婚、化蝶的情感与意境,用奏鸣曲式写成。手风琴版《梁祝》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很强的民族性,它很好地将交响音乐发展手法和我国民间戏曲表现手法相结合,进行了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尝试,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乡村振兴视域下牛郎织女传说的景观叙事研究:以湖北郧西为考察中心

牛郎织女传说根植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定型的五大核心情节具有基于现实生活的农-桑景观叙事、充满生命哲思的河-桥景观叙事两大基因。湖北郧西作为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之一,通过采取天河景观命名、七夕景观聚集等景观叙事策略,一方面强化了传说与地方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为探索传说资源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牛郎织女传说景观叙事与景观生产应立足传说内涵和地方资源,讲好乡村农-商故事、农-旅故事和爱-情故事,充分发挥经典传说的民俗经济功能、文旅融合禀赋,以及乡村治理价值,赋能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积极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论谣言的“叙事家族”及其心理机制

如果以谣言“风候”为中心,基于在传播中具有近似的心理情态和功能,谣言、流言、当代传说与传统的传说可以被看成是相互关联的一个“谣言叙事家族”。在这些口头话语体裁的发展过程中,记忆、归因、添加和重复这些重要的心理机制在这个叙事家族中依次发生。而当它们所陈述的威胁在人们视野中逐渐清晰之后,这些口语体裁包含的叙事新奇性也就不再令人感兴趣,大部分谣言、流言会消失,有少部分会演变成为传说或当代传说这样的“好故事”。它们不但符合谣言传播的心理规律,而且也遵循了民间叙事律,最终反复流传。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与考古学实例分析,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发生在野生资源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里,其驯化机制并非饥馑和用于果腹,很可能是为了增加美食的酿酒。稻作农业在良渚阶段成为主要经济形态与复杂社会强化剩余产品生产密切相关,良渚酋邦解体后的马桥文化又退回到了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野生资源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呼吁,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要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粒来确定农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模式,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了解农业起源的潜因和具体进程。     

梁祝传说在苗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变异原因——以《苗岭梁祝歌》为例

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在我国广为流传。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苗岭梁祝歌》就是在湘西、黔东北苗岭山寨传唱着的汉族题材的叙事长歌。它在体裁、人物刻画、语言及习俗方面独具民族特色。它在苗族地区的传播及变异有其特有的原因。     

梁祝传说在苗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变异原因——以《苗岭梁祝歌》为例

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在我国广为流传。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苗岭梁祝歌》[1]就是在湘西、黔东北苗岭山寨传唱着的汉族题材的叙事长歌。它在体裁、人物刻画、语言及习俗方面独具民族特色。它在苗族地区的传播及变异有其特有的原因。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良渚文化:虞代的考古学文化——兼论良渚文化的去向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并未消亡,而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北迁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论良渚文化的高台墓地

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作为一种大型人工营造物,对于探讨良渚文化的聚落分布模式和聚落等级分化具有重要意义。高台墓地共时性的考察是利用高台墓地进行聚落分布研究的前提,而高台墓地的共时性研究则需探明两个方面:即土台堆积或营造的持续时段;作为墓地利用的持续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将良渚文化高台墓地划分为4个区域,对各墓地的相互年代关系以及土台营造、堆积过程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高台墓地资料所反映的良渚文化各个时期的聚落分布状况。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商业的初步考察

考古发掘材料表明,良渚文化中、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专业化的劳动技能日益积累,手工业从农业中逐步分离出来,商品交换成为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并可能出现了原始货币。研究表明,原始商业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了良渚文化的对外传播。     

考古学与未来:工业文明的忧虑

在从考古学角度对玛雅、复活节岛和良渚文明崩溃回顾的基础上,文章从"报酬递减"和"最省力"原理介绍了古代文明崩溃的机制,然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趋势表示了忧虑.文章认为,今天的地球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玛雅低地和复活节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环境恶化总是文明崩溃的一个前提.面对当代工业文明所面临的人口激增、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的严峻形势,我们应该提倡"知足最好"而非"越多越好",避免重蹈古代文明崩溃的覆辙.     

蚩尤与良渚文化——华夏创世之谜(二)

文章是作者《千古文明开涿鹿——华夏创世之谜》[1]的续篇,主题是对蚩尤在长江下游创建良渚文化的业绩作进一步探讨。通过考古界迄今提供的地下丰厚遗存,对蚩尤在华夏创世中的历史地位提出进一步阐释,力图拂去历史的尘埃。重现其与炎黄等被视为华夏始祖的传说人物同样光辉的远古形象。     

试从良渚玉器谈技术与形式美之间的联系

良渚文化时期,玉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但种类丰富,而且制作精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时代,产生了大量的玉器,并且从其整体造型到图案纹饰,都具有高度的形式美感.通过对良渚玉器中代表性器物的制作技术和审美特征的分析,可以一窥技术的发展对于形式美的表现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