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透视

翻译伦理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它讨论的是译者和其他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切斯特曼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大伦理模式。五种翻译伦理的提出把翻译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通过对翻译伦理的回顾,重新透视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指出模式各自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和不足,希冀进一步构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式,纠正其负面影响。     

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探讨

伦理思想一直贯穿于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翻译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并遵从某种价值观,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不同的伦理取向.西方翻译伦理模式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五种:对等伦理模式、功能伦理模式、对话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以及差异伦理模式.各种模式不仅为特定的翻译策略或行为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证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塑造着一定时期的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伦理模式理论普适性思考之翻译主体指涉与定位探究

由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组成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对中西方翻译伦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以致于国内翻译界出现了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普适性翻译伦理的建议。然而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没有明确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具体指涉,对翻译主体(译者除外)的定位也不一致,旨在融合这4种翻译伦理的承诺伦理也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因此,以翻译伦理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普世翻译伦理的设想不可行。     

翻译伦理对网络众包翻译模式的启示

Web2.0时代的到来革新了计算机网络技术,铺天盖地的信息涌入人们的视野,网络社区为读者提供了沟通互动的平台,众包翻译模式应运而生。众包翻译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模式,以更新鲜、更及时、更全面、更廉价的翻译方式交付用户,在译介大量成功案例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翻译伦理主要涉及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承诺的伦理,可以有效缓解众包翻译目前面临的困境。身兼译者和读者双重身份的众包译员应受到翻译伦理的约束,在一定伦理规约的前提下更好地提供翻译服务。     

中西翻译伦理差异之比较

任何翻译伦理受主体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翻译伦理主要建立在义务论的基础上,而西方翻译伦理则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注重体现人际关系,而西方翻译伦理则强调文本关系。这对现代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重释鲁迅翻译之＂硬译＂——以翻译伦理为视角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为人们认识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翻译伦理探讨译者对翻译职责及其翻译标准的厘定。鲁迅"硬译"问题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许多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如翻译策略、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等。文章将从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再现模式,服务模式,交际模式和基于规范模式来探讨鲁迅翻译中的"硬译"。     

翻译伦理再思考

翻译伦理作为翻译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研究刚刚开始,文章通过对翻译主体间伦理的系统回顾,指出翻译主体间伦理的讨论不能单纯强调译者单方的责任或权力,其他主体如赞助人、评论人同样对于理想翻译的语言或文化动因的实现负有责任。同时,对译者忠实于文化间伦理的必要性、作者给予译者不忠实的权利、Lefevere有关中西方忠实策略的不完善之处、译者的可读性、责任的相对性以及赞助人的多层次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翻译伦理观照下政治性外宣材料翻译

作为目前翻译研究关注的热点,翻译伦理理论为政治外宣材料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翻译伦理为理论基点,对政治性外宣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了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五种伦理模式在政治性外宣材料中的体现,并指出由于政治性外宣材料客户不同,读者多样,译者不可能同时并重五种伦理模式,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主要遵从一种或几种翻译伦理模式。     

翻译的文化转向与译者伦理回归

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其语际、人际以及跨文化的间性特质内在地赋予其伦理的维度并呼唤伦理层面的思考。文章在分析翻译伦理的源起与流变的同时,对文化转向背景下译者所应遵循的伦理范式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翻译伦理下汉语典籍英译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汉语典籍英译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对译作有重要影响.翻译伦理的回归为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提供了规范依据.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以《醒世恒言》的英译本为例,从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三个方面分析如何正确发挥译者主体性,为汉语典籍英译提供可借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