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朗石油危机看英美特殊关系

为了维护自身国际地住,英国在战后初期与美国建立"特殊关系",但这种"特殊关系"到20世纪50年代初就名存实亡了.这在伊朗石油危机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英美两国各自的特殊利益逐渐取代共同利益.从而导致两者政策的差异性,使得英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没有因为"特殊关系"而得到美国的帮助.     

中国现代"悲剧情结"及内在诉求

在国势衰微和西方悲剧及其理论传入的情境当中,中国戏剧界和一些重要思想家对悲剧问题至为关注,形成绵延至今的现代"悲剧情结".尽管由于"现实批判"和"学理研究"的不同取向及其代表人物个体背景的差异,使"悲剧情结"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在形式上或总体上却有着共同诉求,即推崇悲剧精神,强调直面人生,展示存在本体和超越现象层面.这些诉求不仅关乎悲剧创作,而且关乎所有艺术生产以及个体心灵净化和民族精神提升."悲剧情结"所蕴涵的诉求不仅对当时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在今天也依然具有发聋振聩的意义.     

礼仪文化中的"位"、"序"研究

"位",涉及"方位"和"位置"两个内容,主要解决交际活动中人们的空间分配的问题;"序",涉及"先后"和"首尾"两个内容,主要解决实际活动中人们在同一空间的时间分配问题.排位的主次、顺序的先后,并不意味人的尊卑贵贱,而是反映了社会习俗和参加人员的不同社会身份以及角色规范.     

河洛文化传承与台湾女性文学场域中的“家园情结”

河洛文化是指植根于河洛地区以农耕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家园情结这一角度切入,阐释台湾女性文学书写场域中的创作状况,分析中得出"家园情结"存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且与大中原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同时表明文化认同的不可避免性和在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     

构筑柔情似水的心灵家园--论浙西现代作家创作的"水文化"情结

郁达夫等浙西现代作家的作品各不相同,却呈示出共同的水文化情结,具体表现为"水文化"意蕴的柔情展现,"水性"意象的审美建构,"水性"特质的自然抒写,等等.探讨这一文学现象的渊源与意义有助于为文学的地域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案例.     

论"物"、物的关系与关系存在物

马克思为克服旧哲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弊端,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认识论哲学思维方式,即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这种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把感性经验思维、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理性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践认识的基础上实现其不断的发展,而且也把以实践为基础的实体思维和关系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所考察的对象具有历史的、共时的相互作用、不断生成、发展的属性和含义;具有主客体相互联系,以主体的实践和感知为基础、同时又超越感知、具有主体主观的抽象性和对象本身的客观现实性相统一的属性和特点.这样一来,物和物的关系,关系的功能和结构,这种功能性关系和结构对于物的具体存在形式之基础地位;人和人的精神的产生和物化,物和物的关系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具体形式的历史性,以及可感知的物和直接靠感知所不能把握而只能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的物,尤其是各种历史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才统统被纳入到哲学科学考察的范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所创建的.     

反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的忧患情结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股反多元文化大潮席卷美国。反多元文化主义在文化观、非洲中心论、双语教育、配额制的政策与实践、政治正确等问题上向多元文化主义发起挑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主流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地位和评价。这股浪潮不仅反映了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强大,也折射出了美国深远的忧患传统,揭示了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向。     

中国"大跃进"与苏联模式关系探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大跃进"在经济领域优先发展量工业的方针,实行工农业"剪刀差",制定赶超型发展战略;在政治生活领域民主与法制残缺,个人集权,公共权力放纵,个人崇拜直接导致"大跃进"再发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大跃进"并未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天国咽喉"——论近代天津文化中的外来因素

近代天津是中外文化碰撞最为激烈、复杂的城市之一.随着九国租界和现代工业的崛起,外国人眼中的天津形象逐渐脱离对北京的依附而独立存在.在基督教会的渗入和刺激下,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和报刊传媒迅速发展.天津民俗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容并蓄的风格,以文艺中的话剧和文明戏最为突出.     

"理论旅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理论旅行"强调外来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旅行与中国现象本土批评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它面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一方面有着批评介入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误入了学科夺权的理论迷途.在对于"人"的根本意义的理解上,"文化诗学"则在洞察"文化研究"价值缺憾的同时提供了我们超越于它之上的一层更高的价值论启示.     

全球化与多元化--文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的思考

迄今为止一直呈现多元化面貌的世界文化，是否应该并且能够走向“全球化”？目前世界各国各民族乃至各个阶层和个人之间，表现出了各种极不相同的反应。其中，持文化普遍主义态度与坚持文化特殊主义原则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成为对世界和平、国际秩序和社会内部稳定的极大挑战。（一）文化问题的凸显是世纪之交一个重要现象。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书中认为：“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     

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情结——《喜福会》中的文化乡愁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自1987年以来先后15次来到中国,了解中国"母亲",并且书写中国"母亲",她的成名作<喜福会>就表现了母亲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小说中,母亲们背负着离根落叶的痛苦,艰难地挣扎于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冲突中,但她们竭力把中国文化传递给女儿们,以期守住自己的根.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们苦苦地在白人主流社会的夹缝中寻觅着"我是谁", 经过痛苦的反抗和挣扎后,曾经迷失的她们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她们终于明白,只有"母亲"是自己的根.弥漫故事始终的中国文化表现了作者的文化乡愁,为海外华人的寻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非非主义"反文化游戏及其价值重估

"非非主义"针对朦胧诗所采取的三种反文化策略,即语感的追求,形符的凸显,以及语义的现象学还原,这些策略一方面确实颠覆了朦胧诗比喻性的写作范式,给新诗创作带来了诸多先锋性样式;但同时由于这些先锋性写作样式削除了精神深度,也就带来了诸如玩诗、玩语言等不少负面现象,由此造成他们理论的宏大与创作的疲软之间巨大的反差。不过,以"非非主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的先锋实验探索真正体现了一代文体自觉,他们的诗语方式,可以理解为是在替现代汉诗建设廓清尽可能多的道路。总结"非非主义"以及整个"第三代"诗歌实践的成败得失无疑对于当下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理论和政策方面明显的"存异"和"趋同"现象."存异"主要体现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取向之间的互不相容,"趋同"表现为两者之间互相吸收对方合理的理论并进行综合."存异"和"趋同"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两大"转换"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转换,即由新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经济学转换.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滞胀"又促成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衰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互相接近,形成西方经济学"趋同"的发展方向.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发展演变趋势,有助于对其理论主张和政策的时效性形成清醒的认识,同时把握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构建和谐世界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谐世界”的提出,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错误认同、文化霸权和普遍性匮乏——文化特殊主义的僵局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文化普遍主义的批评甚多,而对文化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却往往忽视。把文化相对主义误读为文化普遍主义必然导致真正的普遍性的匮乏,而普遍性的缺失,将使多种文化的沟通成为不可能。消除文化特殊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之间的僵局,可能的途径是“求大同,存小异”———把一种独特的文化视为普遍性的具体表达;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使文化交流得以可能,从而使特殊性得到充分的展现。     

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同意”因子

宪政史著述理应给予必要的分类。其中,以史学方法撰写的宪政史可以称为"史学宪政史"。这里提出此一概念,意在表明用史学方法与用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史之不同。史学宪政史的旨归是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档案资料、深研原著的基础上,阐明宪政史的研究对象,进而客观揭示或如实描述宪政发展过程,为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揭示或描述虽不能做到样样"至确",但心之所向,必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由此论及目前极为流行、可以归类经济学宪政史的戈登著《控制国家》,其中可见作者史学素养和历史意识的浅薄与匮乏。书中说:"18世纪中叶以前,‘民主’是一个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却被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谴责,被诗人和艺术家所嘲弄,被哲学家所拒斥,真是极大的讽刺"。所谓"否定",当来自不同政见,但稍有历史知识者便应知晓,构成评价主体的恰恰是"肯定"的评判。难道可以将多数人认同的制度视为具有否定意义的术语吗?反过来,与民主对立或分立的制度也受到了其他政见的批判和否定。而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论争环境原本就是制度生存发展的常态,古代民主正是在与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的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事实上,古代雅典反对民主的知识精英并无几人,所以,上述言论恰恰反映了作者历史知识的不足。而假如他知道少数人持反对态度多数人居拥护立场,那就说明他还不懂史学规则,即不可以偏概全,以点废面,否则,必然诱导读者误解历史,而他本人,则无异于篡改历史。经济学宪政史自有它的特点,但既然研究历史,就应该具备一定的史学素养。这方面,作者显然还有些薄弱。由此再看作者的言论,便让人感到着实有点"无知者无畏"了。行文至此不妨作个假设,如果将这一论题交由历史学家去做,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模样。本栏所刊文章,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985工程"《西方宪政历程》(将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课题组的部分成果,它们都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并努力展现史学宪政史的意蕴。     

"理论旅行":阿诺德"文化"的中国阐释

萨义德提示,某种理论的历史转移,一旦流布开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简化或被编码,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情景正是如此.阿诺德"文化"理论之于"现代性",呈现某种救赎意识,它将拯救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诉诸人类以往的精神遗产.阿诺德的这一理论,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学衡派)所借用,这是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开始.这一旅行的可能性首先是跨越中西语际的"互译"屏障,其次是打通文本意义转换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旅行的桥梁,是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来搭建的.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坚守文化守成价值的人士手中,被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其话语陈述落在传统与新潮(现代性)为争夺文化发言权之间.在一个浪漫激进的年代,容不得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有更大的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不值得人们重新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