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服务行政冲破了传统管理理论的思维模式,要求政府从工具理性的思维惯性中走出来,转向从价值理性出发,以“服务”的本质精神来诠释“公共”,是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主导价值取向。     

合作行政:服务行政行为的一种模式

当代行政法的变革在理念上呼唤着契约精神,在理论研究上催生着合作行政,在实践中也呼应着合作行政;同时,为适应当前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热潮,行政行为模式也要由服从行政到协作行政再演变到服务行政。作为服务行政行为的一种模式,合作行政有助于社会本位的外化和实现,有利于最大限度推动民主行政,并可以有效促成公共服务和有限政府的统一。     

服务行政:理念及其基本内涵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建立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性潮流,服务行政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服务行政的理念有三:从管制到服务;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服务行政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公共部门在运行和发展中遵循"顾客至上"理念、以回应"公民"需求,实现"公民"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新型治理模式,它具体包括五个特征。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行政服务的概念及其法治背景分析——结合《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进行探讨

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法治建设的视角及时展开对行政服务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极为必要。行政服务的概念是整个行政服务行为理论体系的起点,对概念及其提出法治背景的分析有助于为充分把握行政服务的性质、了解行政服务的特征,也可以为后续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行政公共性：理论本源与中国逻辑

行政公共性是源自于西方行政学的学术概念,但是,西方行政学主流理论所秉持的技术化、科学化取向以及与社会脱节、与人民脱离的哲学渊源,造成了行政公共性理论的“形式化蜕变”,难以作为中国行政公共性建构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行政公共性思想弥补了西方行政学在行政公共性问题上的“缺陷”,既是构建当代中国行政公共性理论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也是维护和实现新时代中国行政公共性价值的根本理论基础和重要指导思想。中国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和行政践行,必须鲜明体现出与西方迥异的逻辑理路,将马克思主义行政公共性思想作为理论本源,将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作为植根沃土,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法治与民主”等核心范畴的理论逻辑,构建起中国特色的行政公共性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     

论新时期中国行政价值体系重构的观念转型

在政府改革过程中,中国出现了战略设置相对超前而行政价值观建构严重滞后的状况,这造成应然问题在现实中的“虚拟运作”。为了加快我国行政价值观建构的步伐,本文从“经济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一种数理模型的分析思路,以保证我国的行政价值观的重构。即:要考虑行政人员除了执行行政任务外,应肯定其贡献与收入的合理部分,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在建构行政价值体系时,建构符合目的的子系统,加强对政府公务员的子系统福利保障;同时要对行政权力的实施者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国家行政管理必须面向服务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指明了根本的方向。这一《决定》提出了行政管理新的服务模式,就是要使国家行政管理面向服务,把行政管理的全部工作转移到服务的轨道上来。当然,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谈得到真正的服务。作为一种新型模式。它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管理观念,在实践上开创了新的管理形成。这种模式的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开辟了道路。为什么要提出行政管理面向服务     

我国构建低成本政府的模式选择——服务行政

实现政府的低成本运作是行政改革所追求的重要效率目标,也是中国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不可逾越的关键步骤。服务行政模式实现了政府行政伦理要求的道德化超越,使行政改革从政府职能完善升级为政府功能的根本转变。它可以改变政府提供社会秩序的传统方式,培养行政人员的自主与责任意识,规范公共导向的财政体制,创造畅通、民主的监控机制,从而为低成本政府的形成提供根本的体制保障。     

责任政府:行政问责从学术、立法到机制的逻辑

当今,"责任政府"既是重要的理论主题,也是政府改革追求的主要模式.责任政府的落定需要遵循从"学术"到"立法"再到"机制"的发展逻辑.在学术层面上,它体现为:教授与学者研究的理论表达;专著与论文所隐含的价值规范;话语与命题对制度建设的引导.在立法层面上,立法规范是当今中国行政问责的必然进路之一;同时,基于中国行政问责立法的现状,确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思路也是合理的.在机制层面上,在遵循行政问责机制建构"一般理路"与"宏观路径"的基础上,要重视机制建构的"三个结合".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