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阂下的公共危机管理

当公共危机在其发生的频率、强度、影响程度及广度都超过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定义时,传统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在对其预防、处理、善后中就显得力有不逮.对传统公共危机管理的弱点和缺憾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析,本文从公共治理角度论述我国构建多元主体网络治理的可行性,进而提出网络治理的合作机制、学习机制和制度保障.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论我国公共治理中公民角色的多元并存与转化

目前,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角色研究呈现出对治理型公民的推崇和对顾客型公民的批判。但诸多原因决定了在我国现阶段公共治理中,治理者与顾客二种公民角色将共生共存,有必要区别分析、深入研究,并采用有效方法推动顾客型公民向治理型公民转化。     

试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管理的多元主体体系

多元主体参与是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然要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带来的各种损失;有利于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自救和互救能力;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不足和失效.文章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依据和现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多元参与主体进行了探索,最后梳理了多元主体参与危机管理要注意的四大关系.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网络化治理视角下公共危机防范机制的建构分析

网络化治理模式要求在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各地区结合具体实际,适度集权和分权,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以及公民个人多维主体共同参与的防范机制。建立明确的危机应对指挥体系,厘清各级主管部门权责;增强政府主管部门公共危机防范的前瞻性建构;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危机预防中的作用;增强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媒体的沟通互动;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教育。     

试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博弈及制度选择

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和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实发事件增多是当今社会的两大特征,为了尽可能减少由实发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确立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合作博弈制度。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网络治理结构: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

危机已成了政府行政环境的常态,这对其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所采用的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由于其自身能力与资源的限制而往往导致决策失效或供给不足。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多元主体但却运作联动的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这种以高新电子技术为现实支撑的统分结合的网络结构,也必将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而成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决策多元民主进程以及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科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政府成本研究的视角转向:从新公共管理到公民治理

政府成本研究主要有政府内部管理视角、政府与市场关系视角和政府与社会关系视角等。前两个视角属于传统研究视角,把这两个视角融合起来研究属于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第三个视角及其与第一个视角的融合则属于公民治理研究的另一个重大方向,即政府成本研究的新视角。公民治理研究视角需要构建公民治理序列模型,然后从其与政府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管理如何吸收公民治理的相关理念并作相应的技术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来探讨降低政府成本的问题。而正是这样的研究才使得治理理论有可能超越新公共管理而成为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多元共治”视角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形式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诸多新特点,公共文化空间的出现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它是一种集文化与社会交往于一体的文化产品。它的种类众多,不仅涉及到公共性的,还有商业性的。然而,公共文化空间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为打破这种发展困局,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我们需要从建构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主体出发看待它的发展。     

论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模式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对社会整体综合应对能力的考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处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捷、灵活。我们应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完成公共危机管理由政府独治模式向多主体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变,并在各主体高度契合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网络模式的良好运行。而这一模式的实现,政府应转变危机管理理念,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创造条件;NGO应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提高危机参与能力;企业则应强化危机管理责任,培养主动参与危机的意识;社会大众,应该提高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自救与互救的能力。同时,各主体要做到良好契合、合作协调、责任明确、程序规范。     

公民信任结构——论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微观基础

应对现代公共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已无法依靠单个政府或个体,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成为一种趋势。以往针对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研究多基于国家、政府等宏观语境,忽视了微观视角的探讨。公民的信任结构是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微观基础,主要划分成三个维度：微观、中观和宏观,基于公民的信任结构和各种互惠网络,非政府组织形成了应对公共危机的整合性力量。在公共危机发生的各个阶段,公民的信任结构发挥着信任网络启动、信任结构巩固、信任资源重建与再生产的作用,从而为非政府组织施展行动力提供了多种机会空间。     

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研究述评——以近10年来国内期刊论文研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研究,是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深入化的表现.近年来,有关公共危机管理多元主体协同的研究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研究不全面,深度不够.具体说来,研究政府、媒体、企业三类主体文章较多,而对人大、政协、工会、妇联等危机管理主体研究较少;在多元主体协同上存在三重三轻现象,重微观轻宏观主体协同研究,重横向轻纵向主体协同研究,重静态轻动态主体协同研究;对多元主体协同研究机制薄弱.因此,对该论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总结,对进一步深入开展该论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视阈的阐释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局限和拘泥于各种危机产生的表层及中间层原因,而是深入到危机背后、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整体性反思。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文化反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