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网络治理结构: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

危机已成了政府行政环境的常态,这对其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应对公共危机所采用的单一政府决策主体,由于其自身能力与资源的限制而往往导致决策失效或供给不足。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多元主体但却运作联动的网络治理结构,是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现实选择。这种以高新电子技术为现实支撑的统分结合的网络结构,也必将以其独有的竞争优势而成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公共危机决策多元民主进程以及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系统的科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模式

突发性公共危机是对社会整体综合应对能力的考验,仅仅依靠政府部门来处理的模式难以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捷、灵活。我们应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危机,完成公共危机管理由政府独治模式向多主体网络治理模式的转变,并在各主体高度契合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网络模式的良好运行。而这一模式的实现,政府应转变危机管理理念,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危机管理创造条件;NGO应培养自身的独立性,提高危机参与能力;企业则应强化危机管理责任,培养主动参与危机的意识;社会大众,应该提高自身的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自救与互救的能力。同时,各主体要做到良好契合、合作协调、责任明确、程序规范。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网络化治理视角下公共危机防范机制的建构分析

网络化治理模式要求在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各地区结合具体实际,适度集权和分权,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以及公民个人多维主体共同参与的防范机制。建立明确的危机应对指挥体系,厘清各级主管部门权责;增强政府主管部门公共危机防范的前瞻性建构;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危机预防中的作用;增强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媒体的沟通互动;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教育。     

公共危机治理的市场逻辑——以黄浦江水污染事件为例

依照公共危机演化过程的经济属性,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性公共危机和非经济性公共危机。经济性公共危机本身是由人的行为选择引发的,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而市场、政府两大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行为逻辑的不一致是这类公共危机治理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性公共危机治理应该遵照市场逻辑解决利益冲突,政府公共政策需尊重治理对象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治理效果。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论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凝聚作用

长期单中心治理模式使得政府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力不从心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融合多元主体和资源参与,形成协作共治的公共安全治理新格局,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说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共同目标支持下的集体行动不可避免会陷入目标分散和行动分歧的集体行动困境之中,需要政府强而有力的引导和凝聚作用。政府要在尊重多元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参与主体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培育和维护充满公共理性和责任感的公共精神。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作为多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承载了为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善治所必须的政治责任、社会伦理价值责任以及技术支持责任.     

治理视阂下的公共危机管理

当公共危机在其发生的频率、强度、影响程度及广度都超过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定义时,传统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在对其预防、处理、善后中就显得力有不逮.对传统公共危机管理的弱点和缺憾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解析,本文从公共治理角度论述我国构建多元主体网络治理的可行性,进而提出网络治理的合作机制、学习机制和制度保障.     

试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博弈及制度选择

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和各种危害公共安全的实发事件增多是当今社会的两大特征,为了尽可能减少由实发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必须确立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合作博弈制度。     

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探析

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能否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考验和评价一个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公共管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我国应设立独立的处理危机事件的常设机构,推进应对危机事件的法制建设,加强危机教育,培育危机治理的多元主体,并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试论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管理的多元主体体系

多元主体参与是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然要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带来的各种损失;有利于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自救和互救能力;有利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不足和失效.文章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依据和现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危机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多元参与主体进行了探索,最后梳理了多元主体参与危机管理要注意的四大关系.     

公共治理行动体系的责任结构分析

公共治理就是在“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多元网络中更好地行使公共权威的互动合作过程。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治理行动体系最重要的组织化行动者,它们之间的责任结构对于治理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治理体系的责任结构就是指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治理的责任结构,即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行动的限度和范围,以及为确定的目标选择合适的治理工具;行动者的角色定位,即三者相互之间的权力与支配(或被支配)关系;行动者尤其是政府必须为其行动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对于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改革,该分析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努力发展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组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而负责的政府,承认合作伙伴关系,并致力于拓展政治参与。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论政府治理危机的类型、成因与对策

我国当前的政府治理危机主要体现在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市场失序的危机、社会失衡的危机、政府权威机制的危机等方面。政府治理危机的产生,其实质是法治机制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社会自治机制缺失、政府公共服务机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解决政府治理危机的根本对策是:完善法治机制,建立政府责任机制与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完善社会自治机制,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完善公共管理机制,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法治政府。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协商民主诉求及其价值

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统一的连续谱,其治理面临着风险防范、危机克服、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者参与、责任控制等诸多难题.在应对风险与危机的挑战中,一方面要求更多的信息和分析,另一方面,也更强调政治控制、民主控制的必要性.协商民主理论回应了这一治理要求,它有利于更好地识别和界定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公共危机,促进反思性决策,提高治理的责任,拓展真实的民主.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