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

中国在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动态地满足这些条件。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转型缓慢、收入分配失衡、需求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因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来完成跨越。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不能割裂,转型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包容性产业创新的模式。为实现包容性产业创新,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达到以上目的。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学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学界普遍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各项研究通常认为创新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条件,本文试图在经济学讨论的基础上,结合拉美历史从社会和体制角度来进行综合分析,以南美为参照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优势和问题,并讨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种可能性.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从具体国家和地区来看,拉美等经济体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而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一是经济体内部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距过大、政治不稳定、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等;二是资金和人力资源缺失导致的产业升级乏力;三是外贸过度依赖于海外市场,国内生产附加值低;四是金融风险、热钱涌入、资本外逃等外部风险较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在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发展教育、平衡对外贸易、防范金融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努力。     

如何避免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国家在过去若干年中,因推行了"华盛顿共识"政策而陷入了国际公认的"停滞的二十年",拉美国家也由此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阿根廷更是经常被媒体引证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案例。当然拉美国家也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即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国企改革、城镇化、贫富差距等,同查韦斯执政时面临的情况相似,查韦斯倡导的新增长方式,以及重视国有经济等政策,极大改善了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并深得拥护,其改革经验对中国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政策创新研究

我国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挑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受阻;二是城镇化挑战,城乡二元分割与资源配置效应放缓;三是资源环境挑战,粗放式增长带来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四是国际竞争力挑战,产品竞争力面临比较优势"真空";五是包容性增长挑战,经济增长与公平发展失衡。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关键在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是鼓励创新: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实现"雁阵式"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化结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人力资本"质量红利";三是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四是扩大开放: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五是改善分配:实现包容性增长,强化分配的调节作用。     

中国需要理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为实现党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进程中,需要理论创新,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现实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充满迎接中国工业化实现的信心。当前,分析和认识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都应从中国面临工业化腾飞阶段的事实出发,不能固守传统的思想体制约束和经济理论误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转换和提升,以迎接从未有过的挑战。各级政府应理性地认真地转变自身职能,有效地发挥其从未发挥过的建设现代农业以支撑社会转型的作用。深化高校改革,切实转变高等教育理念,开启智能教育新时代,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各行各业的高智能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积累和收入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对外转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相应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做好两方面转换：在发展战略上,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在分析思维上,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