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儒家的"情"观

儒家对于情感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它基本上是把情与心、性等更为普遍性的概念合在一起思考。由于儒家内部的心、性观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最终,儒家的情观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一种观点视心为形而下者,视性为自然人性,所以最终视情为自然情欲;而另一种观点则视心、性、情为一,并视心、性为超越者,并随之承兑了一种“道德情感”。前者虽然揭示了情感的部分真相,但正是后者最终完成了儒家独特的情感形上学。     

“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

郭店儒家简的人性论既非孟子以道德心立论的性善论,也非春秋典籍中"生之谓性"意义上的自然人性论,而是以情感和血气为内涵的情气人性论.郭店儒家简通过肯定人类"情气"之相同性而肯定人类具有共同人性,通过分析人人所具之真诚情感而肯定人类具有善良之情感"美情",而因有此"美情"之存在,遂使道德教育与人性之完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郭店儒简人性论实为春秋自然人性论到孟子性善论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也是理解孔子到孟子情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具有重大价值.     

论荀子德性教化的养情思想——基于《郭店竹简》为理论资源的比较考量

儒家学者的基本理路是通过教化而成德,或通过养性,或通过养情,其目的都是使自己的行为、情感获得一种普遍的伦理实体的认可.在道德践履中能够情感合度、行为适宜,并把情感、气质、理智获得了某种普遍性之后而内化为自己的德性形成道德主体的第二天性.这是情感、欲望、冲动被理智化、德性化而教化而成的在个体身上沉淀的实有诸己的品格,荀子以其人性趋恶的价值进路在情欲与礼仪的冲突与张力中矫性化情,在欲望和激情都融渗了知性的理性成分之后而把它从个别性的任性冲动状态提升到礼的普遍性状态,而以礼义涵化、乐以入心、习俗积糜情的熏陶教养凝聚成个体内心的生命品质.     

生性、气性与情性——孟子性善论之论证前提分析

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性善论的重要源头。他接受了先秦人性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将生性论、气性论和情性论作为性善论的论证前提。他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同时,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看作人的天生属性,把纯粹至善的人体气质作为人性善的物质基础,把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自然情感看作人的本性,系统论证了自己的性善论主张,构建了自己的人性论学说。这种人性论在申明人性善的同时,暗含了性与气、情等范畴的内在联系,对后世儒家的人性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的情感观念

在汉语中,"情"从一开始就兼有两层基本含义:情感(人情);情实(事情)。在中国观念史、儒学史上,当"情"浑然不分地兼指人情与事情并且"情"与"性"并无截然分别的时候,此"情"为本源之情,这是原典儒学的观念,也是当代儒学正在复兴的观念;当"情"严格地分别各指情感与事情并且情感被置于"性→情"架构之中的时候,此"情"为形下之情,这是帝国时代儒家形而上学的观念。总之,在本源层级上,儒家的情感观念不是一个伦理概念,而是一个存在观念。     

儒家人性论的社会政治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视角

人性论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论题,先秦儒家从伦理和教化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讨论。汉代董仲舒一改先秦儒家人性善恶的理路,以天人关系立论,引"情"入"性",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提出了"性未善"、"性待教而善"的人性理论,不仅为王道教化提供了人性依据,而且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对人性论展开了探讨,他的这一创举,深刻影响了汉代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融合和发展。     

儒家性情学说历程及其终结──戴震人性学说在终结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古代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孟子的“性善说”和葡子的“性恶说”是两条贯串着儒家人性学说发展的线索。虽然后继者大部分都继承“性善”思想，但在论述“情”的方面发展了“性恶”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论的过程，实质上是“性”与“情”这对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情”的概念，但在论述性时透露出关于“情”的思想。他从人性善出发，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侧隐、羞恶，是非与辞让就是“情”。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     

"情":传统儒家道德哲学的现实基础

儒家哲学关注的重点是人伦道德之建设,在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哲学。但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是什么?长期以来,对此没有很明确的结论。传统对于儒家道德哲学的解释一直都是从“性”来论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性”也就被认为是儒家道德哲学当然的基础。本文则认为儒家对于道德问题的阐释,主要是从“情”出发的,“情”是儒家道德哲学赖以建立的现实基础。文章从“情”的来源、运作、本质特征以及道德功能实现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是在“情”(而非“性”)的基础上,儒家的道德哲学才有了坚实的基础,传统以“性”为儒家道德哲学基础的理解乃是被儒学“因情而论性”的解释模式所误导。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试论宋明理学情感心理思想

宋明理学以先秦孔孟性善论为其思想基础,推演扩展形成了系统的伦理思想。其中关于情感的心理思想也体现出自身独特的特点。宋明理学的性情论认为人的情感来源于人性与外界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在对情感的态度方面,理学家认为情感是不能消灭的,但是由人的私欲产生的情感应该被节制,提出了以情从理、以性节情的观点。在情欲关系方面,宋明理学认为二者均为性与外界客观事物相互作用的产物,只不过欲的表现比情更加激烈。     

儒家"情"的观念的发展及其与佛、道关系

本文在历史的纵向顺序和文化思想的横向坐标两个维度上对先秦至唐儒家"情"论的尚情、性恶情恶、性中有性善情恶、去情复性等发展阶段和不同观点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探讨了儒家"情"的概念的发展以及情感在其性情论中的地位.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作为“心之大端”的好恶本情——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情感禀赋论

好恶乃是人类的"本情",作为"心之大端",它们构成了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道德禀赋。好恶在基本定位上,既非"好恶之欲"也非"好恶之性",而应归之于"好恶之情"与"好恶之心"。"好"为积极情感取向而"恶"乃消极情感取向,但作为"本情"之好恶却不能被推为心性化的"本心"。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架构。     

性情交涉中的孔子情感论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罕言“性”,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人性。事实上,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春秋时代,论性者往往“以情释性”,而此情又是“喜怒哀悲”的自然之情。孔子则推崇“仁”。“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又来源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因而具有沟通天人,连接天命与自然人性的特点,更具伦理价值。本文分析了孔子之“仁”的内涵,揭示出“诚”的情感是“仁”之本体,“仁”是在“诚”基础上的美善合一。同时说明,孔子重视情感教育,以体现于“诗”、“礼”、“乐”中的中正平和、真诚恻怛的感情来涵养塑造美好人性,起到化性成善的作用,并进而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社会不断进步。     

“性情”别解——从金岳霖和穆尔的观点看

"性"和"情"是传统儒家哲学的两个重要范畴。金岳霖在《论道》中分别用西方哲学中的"共相"和"殊相"概念来诠释"性"和"情",并且通过对"性情"问题的解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包含元学和认识论两个层面。我们可以在传统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区分出这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心和物,第二个层面是性和情。金岳霖的诠释方式为我们解答传统儒家中的"性情"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而穆尔关于共相是存在的但又是一种否定性活动的观点,更是为"性情"问题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诠释。     

唐宋诗词中的变性之音

唐宋诗词中有一种反自然、逆天性的“变性之音”,即男性诗人往往以女性身份、而把权贵而尤其是封建君王比拟为自己的夫君,以妻妾的语气和情感表达自己的效忠献媚或者哀怨期盼之情。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与中国古代儒家之女性化思想与诗教理论的熏染、阴性文化盛行之社会环境的压迫、以男女之情写君臣关系之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文人自身的性格弱点等有关系。     

先秦儒家情礼关系探论

先秦儒家对于情礼的看法是辩正的 ,礼出于情而又制约情。对儒家关于“情”的论说不能片面理解。“情”不具有独立的“本体”地位 ,而是受到礼的制约。这说明儒家关注的并不是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地位 ,而是用礼来制约人 ,使人在无意识中自然地服从礼的规范     

中西情感与理性的异同——从中西德性的角度进行的诠释

在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中,情感和理性共存于德性之中,并处于不可完全分离的状态,明智和思是德性实现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且其追求的是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此外,双方都认为德性是建立在人自愿、意愿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双方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家重情感而亚里士多德重理性:儒家以情感作为德性的基础和导向,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德性的依靠和凭借,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中西德性论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与统一也是中西方德性论的共同点之一,情感与理性的侧重是在这种契合与统一基础上的侧重,并不是截然而分基础上的侧重。     

《性自命出》的思想特征及其与思孟学派的关系

《性自命出》是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它与《中庸》一起最早提出性命合一的天人合一之学。其以气说性虽非其独有,但以情说性却是其最大特色。其以生说性,则揭示了儒学的根本特征,影响了整个儒学的发展。其性之善恶说,实是性善论的初期形态,且已明确提出"性善"说。性的实质内容是情,而情是情感。论者常以情为"实"义,其"实"义亦是指情,即实情。因此,它从正面高度评价了情的地位与作用。其情感说已成为儒家礼乐文化理论基础。它提出心有志有思,由思而定其志,实现其性,已具有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性自命出》的作者,有三种可能,子思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