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志愿服务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功能及发展路径

志愿服务组织是基层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参与主体,志愿服务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的重要方式和路径。作为衡量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数,志愿服务在社会资本凝聚、公共精神培育、社会资源整合、公共服务体系、危机救援机制以及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的发展方向。志愿服务在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发展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持体系建设,而且需要基层水平治理资源的整合和合作机制构建,更需要自身能力和公信力的提升。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合作社组织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     

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及其构建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防范性管理关系不利于生成社会资本,因而无法破解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我们只有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都恪守法治原则、培养合作意识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培育治理理念、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提高治理能力等措施,构建二者之间的互信合作关系,才能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社会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机制创新

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既不能实现水资源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也不能有效协调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间的矛盾。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无疑有助于提升政府民主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为此,应以政社合作为突破口,树立社会组织民主参与理念,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民众之间的民主合作互动机制,以实现社会组织民主有效地参与流域水污染共治和促进社会组织自身的健康发展。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公民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合作、信任、互惠等无不与社会资本理论相契合,公民社会是社会资本得到滋养和发展的温床。我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社会资本的形成。因此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局面,从而提升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论析

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具有可行性。但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公民主体资格认识不清、公民话语权缺失、公民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完善等障碍。今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能力的基础上,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为突破口,是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公民参与不仅是确保服务型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要素,而且是契合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对公民参与的认识误区与现实困境制约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持续发展。因此认清公民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角色,塑造积极的公民精神,提升参与能力;明确政府在推进公民参与中的责任,构建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

改革以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通过持续创新,创造了珠三角跨越式发展的奇迹。但是,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也使得珠江三角洲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为了争创新优势,未来珠三角地方政府创新必须改革治理体系,在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培育公民社会、调适政府治理结构、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和践行法治基础上构建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     

新时代西藏社会组织培育:功能、困境和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机制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面临的社会治理情况复杂。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推进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功能:它是西藏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摆脱多重发展困境的现实诉求,探索本地社会组织培育的在地化尝试。另一方面,西藏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现实境况主要是缺口巨大和偏向性生长明显。本研究认为,西藏应始终坚持以提质增效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策略,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强化社会组织的政治可靠性,优化制度环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完备性,拓宽参与路径促进社会组织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耦合性,推动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组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在培育创新系统场中让民主运转起来——以杭州的治理探索为例

地方治理创新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突出表现,它在改变传统政治权力的结构中展现了民主的理念,由此走上了民主治理的道路。民主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博弈的结果,显著的制度绩效强化了这种合作。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以及公民文化等变量在互动中构筑了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创新系统场并使民主运转起来。实践证明,在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中推动民主治理是民主发展的切实道路,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础试验"批判民主"、探索中国式民主发展道路是根本方向,而培育民主发育的动力机制和创新系统场则是让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所在。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与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培育公民公共精神、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规制约束政府不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制度体系的协调不够、指令式行政行为惯性和协商文化发育不足等原因,使得协商民主在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时面临困境。为此,可以通过制度体系的健全、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协商民主形式的探索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实困境与对策思考——基于乡村社会信任的视角

转型期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量设立及良性发展,可以在实现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和优化,加强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提高农民经济效益、降低市场风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现实却是:组织数量在不断增加之同时,农民却越发陷入到渴望合作而又难以走向真正合作的“困境”当中.其主因在于乡村社会转型中信任失调:体现为基层政府信任危机、合作社内部信任不足,合作社与乡村社会之间信任断裂等.摆脱此种困境的对策主要有:厘清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中政府角色和定位,构建具有“镶嵌式自主”能力的政府;构建新型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乡村社会资本再造;多种举措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培育社会美誉度.诸多举措旨在重塑乡村社会转型期合作社发展所需的信任基础.     

论网络化治理模式所蕴含的合作前景——基于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治理领域,与官僚制组织相对应的是程序化治理。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依照严格的规则、明确的责任、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开展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垄断性、程序化的治理在社会"变革"的主题下遭到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在锐意改革的国家或地区中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企业化、市场化以及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这些新模式中,如果说企业化、市场化及这二者的混合模式展现的是一种竞争的环境和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化治理则向人们展现出广泛的合作前景,其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网络化的结构和关系中开展合作性的治理活动。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公民参与与构建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的构建离不开公民广泛而有序的参与.公民参与的实质意义是监督政府活动、强化政府责任.我国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的重要原因.完善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参与的自觉意识,健全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机制,是当前实现我国公民广泛而有序的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