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结构分解视角

依据工业行业、细分行业、地区以及工业所有制结构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构成和波动性并进行结构分解,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根据工业行业结构、地区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地区）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其中,制造业、东部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起主导作用;（2）根据工业所有制结构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工业所有制结构内效应是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的主要原因,起主导作用的部门已由国有企业逐渐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3）根据细分行业分解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发现行业内效应、行业间效应以及协方差效应等三种效应对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之下细分行业间效应与协方差效应在工业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中的贡献度更高。本文首次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998－2013年的数据,这项研究对通过结构优化方式稳步提升中国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工业机器人、技能结构升级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机器人应用在引发企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将如何重塑生产要素分配格局?为此,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制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该结论。基于学历和岗位双重维度的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技能结构升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技术人员占比低的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的行业、中西部地区和有政策支持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全球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省级数据为样本,从全球化视角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回归结果显示,在全球化的两个要素中,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外贸易的扩大也未能实现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预期。此外,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国有比重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库兹涅茨拐点"的到来,只有切实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扭转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反向关系,发挥出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促进作用,才能在充分利用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提高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下降吗——兼论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

现有文献在对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估算时普遍将混合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计为劳动收入，但是这个比例的选择有很强的任意性，且不同取值会对估算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深入研究混合收入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后我们发现，剔除农业劳动者报酬中的资本收入后，农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并没有原来认为的那么高，自1993年以来最高为70%左右，而且2003年之后一直在下降，到2012年仅为40%。重新估算中国整体经济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3-2002年基本上稳定不变，此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07年之后才重新开始保持稳定。与现有文献的结论不同，本文发现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并不是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一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而是农业和非农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结果。     

劳动收入份额、资本积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兼顾企业生产性投资,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是新时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新发展理念,运用熵值法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衡量体系,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劳动者报酬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抑制作用,资本积累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从传导机制来看,劳动收入份额提高降低了劳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通过促进居民最终消费和提升资本生产率,可以有效缓解其抑制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以及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低、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的区域,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双管齐下,在完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稳定实体经济投资,提高资本运行效率。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受制于劳动力质量水平,而城乡收入差距透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抑制经济中工业产出份额、提升服务业产出份额推动经济结构的“服务型”变迁,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进而通过服务业部门产出份额的上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导致贫困农村居民丧失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从而制约全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使劳动力的“服务型”流动和经济结构转型受阻。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非一致性。实现中国经济结构顺利转型需要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创新经济转型的制度供给。     

山西省现代服务业结构与竞争力分析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当前促进山西省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对山西省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和竞争力作了实证研究,发现山西省现代服务业相对全国增长较慢,其行业结构和竞争力均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提高认识,调整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提升行业竞争力是加快山西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199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老人抚养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关系,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能够解释我国最近20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从要素禀赋角度来说,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前期主要是生育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升高,这导致劳动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劳动价格大幅下降,从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后期主要是预期寿命和老人抚养比升高,这导致储蓄率升高,资本供给丰裕程度相对增加,但资本价格并没有相应下降,因而资本收入份额升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基于要素贡献度的要素收入份额的确定

通过建立要素贡献率—要素收入份额的一体化框架,对我国目前的资本和劳动的要素在GDP中的贡献率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资本和劳动在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合理份额。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的合理份额为33%左右;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自然规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应当为它快速走出"低谷"步入上行通道创造条件。     

对江西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比例结构的评价——从比较劳动生产率视角

本文分析了江西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的GDP和就业情况,借用三大产业间的比较方法,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考察第三产业内部行业的比例结构。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差异指数V,用以测度各行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偏离1的变动趋势。     

第三产业发展的总量规模与结构政策研究

第三产业是除农业（第一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的总称、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逐步实施，人们对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逐渐加深，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已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提到议事日程，有关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些问题急待研究，第三产业发展的总量规模和结构政策则是其中的重要课题。第三产业发展的总量规模即第三产业在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第三产业总量一般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但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观察又呈现相对的稳定性。例如湖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在19…     

劳动争议、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机制与中国经验

劳动争议纠纷的增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采用199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与劳均资本存量显著正相关、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劳动争议增加将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产生资本深化现象,而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资本深化在劳动争议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因此,应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强对劳动争议的调解处置能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中国工业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工业部门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三个部门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小于工业部门总体水平,且三个部门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上升幅度要大于各部门内部.经济开放通过行业扭曲性因素和非扭曲性因素等传导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业部门同质劳动的行业收入差距产生了推动或抑制的作用.有关部门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来减轻行业垄断程度,同时通过税收、补贴等收入再分配政策将行业间同质劳动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河南省的工业结构优化与优势产业选择——基于偏离份额动态模型

采用偏离份额动态模型可以将主要工业行业的增长率分解为区域增长份额、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和区位偏离份额。通过对测算结果的分析,将工业内部行业分为5类,以此为依据进行了优势产业选择。建议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应重点扶持具有区域竞争优势,或结构效应明显（对其他产业有较强带动作用）的行业,减少向不具备区域竞争优势且结构效应较差的行业配置优质资源,或将这些行业向外地转移。     

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与恩格尔定律：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

从收入与食品消费的总量关系而言，恩格尔定律是其关系特征的充分体现，文献梳理显示，已有的从结构角度对收入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忽视了这一特征。基于恩格尔定律的影响研究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食品消费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具有较强的边际非食品消费促进效应；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促进了食品消费，但对于促进非食品消费效果不显著。对居民消费水平不能简单地归为受到消费能力的影响，还应同时关注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的相关关系。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不同类型收入，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山东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性质对其消费的影响

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山东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性质对其消费的影响。山东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性质对各类消费支出具有不同的影响:基础型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收入的不确定性;发展享受型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及收入的永久性。促进山东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举措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并提高其收入的持久性。     

我国工资收入二次扭曲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收入差距的变动状况,认为城镇与乡村内部收入差距较合理上升,城乡收入差距却不合理扩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存在背离劳动的倾向;因而使劳动力价格出现了第二次扭曲。作者认为劳动与人力资本市场产出是决定工资收入最基本的因素,但是改革以来,劳动分配份额的下降,劳动力市场的“三重分割”,行业垄断及行政垄断和劳动力供给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工资收入第二次扭曲的原因。政府责任的缺失是更为根本的原因。要矫正扭曲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减少垄断,减轻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环境,同时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要达到上述目标,加强政府责任,增强调控成本是调节工资收入分配合理化的根本办法。     

作为责任的正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正义原则研究

分配正义共识是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建构的基本共识之一。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规范研究有利于共识的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原则,应该是作为责任的正义,其核心要求是同等劳动努力同等收入,只有能够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才是正义的。劳动努力是每个人对社会合作的责任,促进劳动收入是非劳动收入者的责任。这一正义原则将产权收入等非劳动收入的正义性建立在对劳动收入的促进上。这就需要论证劳动收入对非劳动收入的优先性,即在不考虑非劳动收入可以促进劳动收入的情况下,只有劳动努力才应该取得收入;在此基础上,论证促进单位劳动收入最大化的非劳动收入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