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之间——对周作人文学观的一种考察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一方面带有思想启蒙色彩,另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在启蒙问题上,他抓住启蒙的切入点———"个人"立论,与文学性质的个人化契合。周作人把文学作为个人情感的表现,尊重艺术本性。在思想启蒙与文学自律这一基本问题上,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刻的辩证性,为全面理解其文学观提供了一种参照;对于当下倡导文学的人文精神和坚守文学性等问题具有启发性。     

另一种辩解——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探微

研究周作人是舒芜晚年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舒芜的周作人研究并非完全客观公正.对于周作人的人和文,他所流露的是不加掩饰的欣赏和同情.对于晚年的舒芜来说,周作人研究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以这种特殊方式,舒芜实现了为自己辩解的目的.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生存体验 ,与东方古典艺术精神有契合之处。从“无形功利说”的文学观、“茶道”式的人生态度以及鉴赏式批评观等三个方面去辨析周作人与英国唯美主义之间的关联 ,可见其遭遇西方唯美主义 ,同时归依古典东方精神的复杂面貌     

论周作人的道家立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庄子一直受到主流思想界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但周作人认为庄子的无君论、天道自然论和齐物论思想等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宜全盘否定。在"五四"作家中,周作人对老庄道家的态度是相当严肃而别致的,虽然他的道家立场常被他的儒家身份所遮掩,但把他对道家的好感简单地等同于消极隐逸,甚至视为他附逆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九十年代周作人研究的八种角度

九十年代是周作人研究成果丰硕的十年 ,相关专著论文大量涌现 ,远远超过以往。从中大致可归纳出研究的八种角度 ,分别是 :研究标准的确立 ,“附逆”现象研究 ,思想价值观与文化观上的矛盾 ,周作人与中、日、西文化文学的关系 ,比较研究 ,诗文尺牍的研究 ,关于周作人研究的研究以及史料钩沉。这些角度有时并非界限分明独立存在 ,往往交叉或部分重叠 ,显示了更加全面与理性的研究风格。     

林语堂与周作人

林语堂与周作人的交往并不频繁 ,也不算多么密切 ,这远远不能同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相比 ,这主要可能由于二人都不喜爱交往的性情相关。但是 ,二人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以及性情癖好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承继性 ,如果说周作人是林语堂的“亦师亦友”这个概括也并不为过。当然 ,林语堂毕竟不是周作人的翻版 ,他们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上面。     

文字与思想——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及启蒙立场

五四时期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神台＂上的古文推翻在地时,周作人却因为不满当时白话文的浅白与简单而出人意表地主张把古文请到白话文中,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他对五四白话的改造意见,同时隐含着他的启蒙思想,即改变普通民众的落后心理,而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它也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

冲淡美不但被我国传统美学所青睐,更是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周作人的散文,通过对平实而广泛的内容的叙写和自然平易手法的运用,达到了一种超然于艳冶禾农丽之外的散文胜境———冲淡之美。他的这类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周作人在民俗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周作人是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其渊博的知识与见解在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他的民俗学研究关注民众，贴近民生。从思想脉络上讲主要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成分，同时也受到日本民俗学者的影响，更多地还是继承了中国传统风俗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本文在梳理周作人民俗研究的目的及思想脉络的基础上，讨论其在民俗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希望对现代民俗学研究者有所裨益。     

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小品散文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在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在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里 ,冲淡型散文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然而 ,在海峡彼岸 ,经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 ,由周作人开创的这一类型散文倒绵延不绝 ,成为台湾当代散文的一大景观。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学者散文形成了深刻的渊源关系。     

论周作人的鲁迅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周作人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由于其特殊的人生遭际，还由于他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特殊性。前者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难以合法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后者又使他注定与鲁迅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具有某种超越性。特殊的身份又使其研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尤其在具体史料方面，更是无人替代。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其鲁迅研究往往逻辑性不强，缺乏一定的深度。     

周作人散文的文体学阐释

周作人一生的散文创作 ,主要包括了杂文、美文、书话三大类样式 ,在时间上呈现为基本的渐进模式 ,体现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体范式的选择。如果把周作人散文当作一个整体系统来研究的话 ,其文体样式的转变过程是他精神结构的心灵地图     

日本文化情结与周作人的附逆

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日本文化情结。周作人的日本文化情结是长时间被扭结的抹煞了民族界限和剔除了正常理性的特殊精神—心理现象,它是周作人在民族危亡时的民族立场的迷失和在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的内在情感因素和隐形动因。我们不能回避也无法否认日本文化情结与其附逆的必然逻辑关系。     

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

周作人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深受其偶像陶渊明的影响。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古圣徒""千古旷达人"。周作人对陶渊明的双重文化定位,凸显了他以儒为名、以道为实、儒道表里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外儒内道、无为而为、以释补儒的带有"出世"倾向的人生观。虽然周作人学陶,某些方面也似陶,但二者质性迥异,这种差异源于两人对儒家理论的不同态度。     

安徒生童话与周作人童话学研究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重要言说资源,而其中堪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经典之经典的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先驱者周作人最重要的研究资源。安徒生童话对周作人童话理论在童话起源、童话分类与童话创作论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文本言说作用。     

如何评价北京沦陷期的周作人——兼谈木山英雄、耿德华开拓之作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著名文人周作人滞留华北伪政权首都北京。这一选择根本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也使得沦陷期周作人的思想、著作的评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焦点议题。本文引入日本木山英雄、美国耿德华等海外汉学家研究周作人附逆期的著作,梳理、分析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而讨论中国日本占领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论周作人的鲁讯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周作人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由于其特殊的人生遭际,还由于他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特殊性.前者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难以合法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后者又使他注定与鲁迅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具有某种超越性.特殊的身份又使其研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尤其在具体史料方面,更是无人替代.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其鲁迅研究往往逻辑性不强,缺乏一定的深度.     

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香港的经济掠夺

1941年12月25日是香港历史上的“黑色圣诞日”.在一万五千多英军抵抗18天之后,时任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从此,香港开始了3年零8个月黑暗的日占时期.沦陷期间,日军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对香港进行了残酷的统治,而且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初步繁荣的香港经济造成惨病的损失.     

论周作人在《新青年》的思想与活动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旗帜下的一员骁将 ,周作人在《新青年》的活动 ,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鼓吹文学革命、思想革命 ,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 ,介绍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文学 ,宣传新村主义 ,等等 ,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与活动。虽然他后来附逆 ,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没有抹杀他的贡献。周作人的经历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周作人的传统文化观──北大演讲录之六

本文剖析了周作人对儒家学说的基本态度以及随着社会的变化和他主观选择的不同而发生的若干变化。作者认为,这是与持否定的或肯定的态度有所不同的另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