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的评价问题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试论郭嵩焘政治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异同

郭嵩焘和其他洋务派人士一样,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思想,但与其他洋务派人士不同,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特别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这使他超越了洋务思想的理论框架,彻底颠覆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理论根基,为变革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富国思想之比较

中日先驱思想家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都以富国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思想却有质的不同：（ 1）在对富国思想起支配作用的经济理念上,魏、冯尚未突破农本商末观念,而横井则形成了以当时的西方国家为样板、普遍实行商品交换、各产业广泛发展的经济理念。（ 2）在富国思想的立足点上,魏、冯主要立足于“国”,并不是将与“国”之需要没有直接关系的民间经济发展作为理想和希望,主张“民”助“官”;横井的富国思想则以富民为基础,主张政府扶助民间发展经济。（ 3）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魏、冯与横井都认为正常的外贸有助于富国,但魏、冯并不认为本国经济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对外联系来促进,而横井则完全突破了本国自足地发展经济的狭隘眼界,着眼于世界经济体系,为日本产品寻求海外市场。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醇王奕譞与天津教案

奕譞强烈反侵略的思想是应该肯定的,但他主张毁教堂、摒洋货、逐夷人等等,则不可取。他是清流派的代表,是一派巨大的社会力量。天津教案,虽然与奕譞的主张有关,但是奕訢等洋务派不同意清流派的作法,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还是比清流派略胜一筹。     

试论洋务运动的对外抵制作用

洋务运动既有镇压人民、维护统治的消极作用,在客观上又有抵制外国侵略的积极作用.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初步探讨了洋务派办洋务的动机中“自强”、“御侮”的合理内核,分析了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对外国军事侵略的直接抵制作用以及洋务派所创办的采矿、纺织航运等民用工业对外国资本经济侵略的抵制作用.     

近代诗说与诗例举隅——龚自珍“诗与人为一”说与《秋心》

“三百年来第一流”(柳亚子《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截句》其三)的诗人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曾授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他是封建末世夜幕上的一颗璀灿的启明星: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近代文学开山作家、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与魏源等更法革新的主张,开康、梁变法维新之先声。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今文学之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府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     

文化救国论——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梦

何谓文化救国论?在救国诸因素中,把文化摆在首位,以文化的振兴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以解决文化问题作为政治、经济等问题解决之基础。一、文化救国论的历史考察1.同治年间,传统文化救国论的抗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在步步升级,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同治年间,洋务派师承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创办军工厂,购置机器,试图在军事上重新武装,经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魏源的中西文化观浅析

<正> 魏源(公元1794—1857),湖南邵阳人,字默深,取“默好深思还自守”之意(见《邵阳魏府君事略》),其一生好学深思,为后来维新思想的前驱之一。尤其是他提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是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联的。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必须在文化领域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

怎样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化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戊戌变法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西方的制度、文化观念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援外以入中”。激进派则开“全盘西化”的先河。他们把中国文化一律判为惰性罪而全盘否定,说什么中国“若于毅然自立于亚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     

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社科院等15个单位联合发起的“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底在四川绵竹县和自贡市举行。这是以研讨“戊戌六君子”中的两位川籍志士——杨锐、刘光第为中心议题的一次盛会。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划分资产阶级维新派标准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过去,我国学术界以是否主张设议院作为区别维新派与洋务派的重要标志,     

没有必要为左宗棠摘洋务派帽子

《有必要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吗?》,这是在拙著《再论洋务派》一文中一个小标题。为什么标出这个题目,得从1978年9月中旬在兰州召开的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的争论谈起。 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进行中间,会议主持者对我说要我次日在大会发言,并告以排在第二位。大会开始第一位发言者为兰州大学历史系一位专门研究左宗棠的教师。他大力宣扬表彰左宗棠在收复伊犁等事业的功勋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遇到一个难题,即与对洋务派贬斥的传统看法相矛盾。他按照传统的,尤其是“四人帮”定的调子说:“什么是洋务派、洋务运动?用‘崇洋媚外,投降卖国’八个字足以概括。”“显然,洋务派与爱国主义是不相容的。”为此,他提出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的主张。看来他对如何解决爱国主义与“洋务派”这一词的矛盾费尽了心机,其实他是错了。     

张之洞、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 ,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 ,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都主张废科举 ,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 ,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同时 ,由于所处地位、所持立场的不同 ,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张之洞强调“稳中求变” ,梁启超则“趋变求新” ;张之洞主张进行“通才教育” ,梁启超则主张“新民教育”。他们的教育思想 ,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 ,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人才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     

洋务派的民生观及其实践

民生状况关系统治的兴亡继绝。洋务派在制定和推行其改革方案时,比较重视民生问题。在思想方面,他们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民富才能国富”,主张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民生问题,主张用国家政权力量保护民间资本主义发展,并且把改善民生与抵御外侮换回利权相联系。在实践方面,他们倡导主持创办了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大型民用企业,在指导思想上有便民利民愿望,在实际上也收到一定成效。洋务派的民生观和实践既反映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又体现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带来的时代特点。他们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但却足以给人以许多启示。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思想

利用外资的思想是张之洞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是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指责洋务政策的。对于利用外资,也持反对态度。但不久却一反这种态度,大谈“讲习洋务”,“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而且极力主张借用外资来办理一切洋务活动。甚至还主张容许外资在华设厂或中外合办企业。他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是有原因的:第一,中法战争的爆发,使他开始注重于对外关系。战争期间,他借用外债,以购买或制造枪炮,取得了一定的效益,萌发了利用外资来改变中外强弱之势的思想。战后,他就先后与英、德、日等国的资本势力发生了关系。第二,由于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     

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关于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评价——兼论“改良”与“改革”

近年来,史学界就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意见:(一)洋务派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或认为洋务运动“有改良维新的意义”(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二)“洋务     

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