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唐太宗讨论会在昭陵博物馆召开

由中国唐史学会发起、昭陵博物馆主办的唐太宗讨论会,于1984年10月在昭陵博物馆召开。来自全国十个省市的唐史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以唐太宗与“贞观之治”为主要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使唐太宗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一)与会同志认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与唐太宗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大家列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同东西方各国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史实,对这种看法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二)“重农抑商”历来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经济     

唐太宗“精简官员”说考辨

在评价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时,人们大都要提及贞观初年,唐太宗曾把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从原来的“二千多人”,精简为“六百多人”。比“隋朝、唐初和后来的开元年间的数字少四分之三”。甚至有人把这件事,誉为贞观时期的善政之“首”。但是,我认为,此说证据不足,很难使人首肯。     

唐太宗的法律思想

<正>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从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加强封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安民立政,莫此为先”。(《旧唐书·刑法志》)今天,深入研究唐太宗的法律思想,对于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借鉴,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唐太宗重视封建法制建设唐太宗法律思想最突出的一点,便是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君明臣直别议——试辨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明君直臣,最为人们所推重的,莫过于唐太宗与魏征了。唐太宗在唐初广开言路,知人善任,修身正己,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从而自己也落了个明君的美誉。魏征则在唐太宗朝,敢于直言进谏,为之出谋划策,指正其偏颇,成为唐太宗的股肱之臣,以至被唐太宗比作一面镜子。千百年来,他不仅是家喻户晓的忠贞耿直之士,而且是文臣武将效法的楷模。在人们看来,好像没有魏征,贞观之治部要受到影响一般。因而,他们休戚与共、相得益彰的明君直臣的故事,自然成了千古佳话。     

唐太宗北巡塞垣纪行诗并未亡佚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 (646年 )曾进行过一次北巡塞垣的边事活动 ,并写有一篇“序其事”的纪行诗。笔者通过考证 ,基本上弄清了这一千余年来尘封不显的历史事件 ,从而显示了唐太宗励精图治、安邦治国的创业精神。     

谈唐太宗用人的局限

“任人唯才,各尽其用”,“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兼明善恶,取长补短”,这是史学界对唐太宗的用人常用的几种溢美之词。综合起来,唐太宗用人可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新故并进。第二,亲仇共用。第三,对隋朝旧臣、武德旧臣,择才而用。 的确,唐太宗在使用人才方面的某些措施和做法值得称赞,但是否就可以说太宗做的很完美,没用一点缺限呢?当然不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帝,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要受到历史和现实的限制,唐太宗的用人也不会例外。     

魏征进谏的主要特点

我国古代的谏臣,就其作用、成就与影响,首推初唐的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河北馆陶人(一说河北曲城,今大名县东)。少时出家为道士,隋末投瓦岗起义军,后降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入唐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唐太宗即位后,擢为谏议大夫,后又任侍中等职。他前后进谏二百余事,多被唐太宗采纳。唐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唐代初期社会的发展,以至出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魏征的谏议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在史学界似无争论。     

再现“贞观风范”的历史画卷——简评吴枫、常万生著《治世沧桑》

贞观年间(627—649年)的初唐社会,在“旷世英主”唐太宗的治理下,很快出现了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国威远播、万国来朝的治世气象。以唐太宗为首的执政核心,在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之后,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从统治集团     

空城计

空城计,在旧剧里是一出三国时的名剧,几于尽人皆知,其实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史实,而是后人伪造出来的。谁伪造的,一般怀疑是著《三国志演义》的罗贯中,但如果挖根到底,这位伪造者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宋裴松之注中所提到的郭冲。郭冲是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东)人,曾充晋初坐镇关中的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幼子)的幕僚,和司马     

长孙皇后与“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生于公元600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卒于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她的先祖皆为北魏、北周大臣,父亲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由于她生长在世代宦门之家,而且又刻苦好学,使她得以成为封建社会中有教养的女子。她不仅是位贤妻良母,更是李世民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所以她死后,李世民悲痛地说:“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194)这是对她最恰当的评价。历代封建史学家也都对她赞颂备至,司马光说她“常与上(李世民)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此论甚有见地。     

从三大战役看杰出军事家李世民

南宋史论家叶说:“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无出其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说:“他(李渊)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这个新朝代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兼并来求得全国的统一。在兼并战争中,李世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是我国古今历史学家所一致肯定的。 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世民在晋阳力劝其父李渊起兵反隋,到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最后消灭梁师都割据政权,十年之间,特别是618——624年的六年统一战争中,唐朝所取得的一连串胜利,都是和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分不开的。唐代     

论唐太宗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价值

唐太宗通过总结历朝历代,特别是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形成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唐太宗君臣认识到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兴亡起着重要作用,并将这种意识自觉融入到了治国理念中。在忧患意识的影响下,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终成贞观盛世。以史为鉴,唐太宗的忧患意识及其背后的治国理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魏晋军事辖区长官称呼辨析

魏晋军事辖区长官有三种不同的称呼,即都督诸军、监诸军(或称监军)和督诸军.三者虽无质的区别,但也有不同之处.其区别在于,资历重者为都督诸军,资历轻者为监诸军、督诸军.     

选贤任能话太宗

唐太宗注重选贤任能,善于用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自己也曾把“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原因归之于选贤任能,并且系统地总结了五条经验。 第一条是“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唐太宗并不是一般的提出什么礼贤下士,敬贤重才,而是特别强调不嫉贤才,“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这是他选贤任能的突出优     

评《唐明皇全传》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二百八十九年中间,出现三个重要皇帝,即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唐太宗既是开国创业皇帝,又是封建社会“明君”,解放后出版了四本《唐太宗传》。武则天的业绩远逊于唐玄宗,也出版几部传记。直到1986年,还没有唐玄宗传问世。今年五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郑英德的专著《唐明皇全传》(以下统称“全传”),这对繁荣隋唐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秦末农民革命的历史不容篡改——驳罗思鼎关于秦末农民起义问题的几个反动谬论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罗思鼎,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伪造历史方面,创造了惊人的纪录。自命为史学界“权威’的罗思鼎在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肆无忌惮地歪曲农民起义的原因,篡改农民起义的性质,抹煞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把秦末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糟踏的不成样子。我们必须进行驳斥。     

伪造货币罪构成特征比较研究

伪造货币罪是指以供流通或行使为目的,依照人民币或境外货币的特征,制造外观上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真货币的假货币的行为.伪造货币罪的客体是国家的货币发行管理制度和国家保障境外货币在境内正常流通的制度.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货币的行为.伪造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就纸币而言,伪造的方法主要有:机器制造、复印、手工描绘、手工刻版、拓印、影印、化学感光等.就金属货币而言,伪造的方法主要有:铸造、电镀等.伪造的内容,包括货币的形状、规格、图案、字形、面额、色彩、号码、印纹等构成要素.伪造货币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伪造货币罪.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伪造货币罪的目的内容应当表述为"以供流通或行使为目的".     

人中麟凤有戴胄

戴胄字玄胤,唐代相州安阳人。在隋朝大业末年曾为门下省录事,越王侗即位后,任之以给事郎、外兵曹参军,后因劝阻王世充谋篡帝位,被黜为郑州长史,与王世充兄子行本一道镇守武牢。唐将李破武牢,胄被擒,以“有干局”被引为秦王府士曹参军。李世民即位后,任兵部郎中、大理寺少卿、封武昌县男。贞观二年为尚书省右丞,俄迁左丞,三年又领     

契苾何力的风格

以怨报德、争名夺利、当面造谣、踩着别人肩头往上爬者,大抵自古有之。唐朝的大将军薛万均不顾契苾何力的救命之恩,抢夺契苾何力的功劳,据为己有,即是一例。事情出在公元六三四年(唐太宗贞观八年)。 薛万均与契苾部落酋长何力,共同参加了由唐太宗发动的征讨吐谷浑部落的战役。在赤水之战中,薛万均陷入吐谷浑的重围,战马丢失,身负重伤,眼看有被杀死或当俘虏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何力率一百多名骑兵杀进重围,救出了薛万均,扭转了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