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争政治研究中的三种视角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抗争政治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非制度化互动方式①。既有抗争政治研究多集中于中观或微观经验层面的分析总结,鲜有从宏观视角对抗争政治研究进行深入把握。抗争政治研究经历了社会中心视角、国家中心视角和“社会中的国家”三种视角的转换,即从分别将抗争者或国家看作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与研究对象,到将国家视为嵌入社会的一个组织,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最终影响了抗争活动的发生、发展与结果。中国抗争政治研究应借鉴不同视角的有益成果。     

中国农民抗争的策略与理据———“依法抗争”理论的两维分析

在近些年有关中国民众抗争政治的研究中,“依法抗争”理论极具竞争力,得到中外学界甚为广泛的认同。分析表明,“依法抗争”与其说是抗争的手法和策略,倒不如说是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作为抗争的手法和策略,依法抗争存在内在的冲突,它既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是暴力的,既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未必是真正的“合法”。这种策略性抗争,难以说是真正的“依法抗争”。作为抗争的正当性理据,“依法抗争”恰当地突显了当今国家法律、政策和意识形态赋予民众抗争的正当性,及其在实际运行和执行中所存在的实际反差。对这些“法”,不管内心信任与否,依法抗争者均可将其作为抗争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如果说在西方社会,权利已作为不证自明的普适性价值和伦理诉求,社会运动理论对抗争政治正当性理据的疏忽有其正当性,那么,在当今中国,当民众因社会情境尚需要极力正当化其抗争行动,理论研究就没有理由不关注包含伦理和道德情感的深层问题。     

政治权威的构建与发展——基于中国政治实践的研究

政治发展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虽然总体方向是政治民主,但具体模式或路径由各国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通过对我国国家生成机理的分析并与西方民族国家相对比,可以看出,与西方国家由社会塑造不同,中国是由国家对社会进行塑造,国家权威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权威与政治民主并非相互排斥。而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现实,就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的核心政治权威,通过其领导下的社会构建和党内民主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民主化。     

从封建政治文化反思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的艺术是中国式思维的外在信息化,它满足着这个民族的心理需要,引导他们的价值取向,而艺术法则和内容的传承以教育信息的形式存在。中国的封建政治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异化教育信息的手段规诫艺术,艺术信息再作用于人的心理,形成顺应封建政治的价值信念、情感态度,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曾经顽韧地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秩序稳定。今天,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构建先进的社会文化,建立社会稳定的平衡机制,以促进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治文化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文化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显著正相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施加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此种政治文化既为国家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推进一种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文化支撑,也对国家如何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提出了治理能力上的新的挑战。     

角斗表演与古罗马政治

公元前3世纪,角斗表演作为一种原始的宗教祭奠仪式在罗马兴起。百余年后,它与罗马共和政治结合,得以迅猛发展,到共和末年,它完成了自身世俗化的过程,从此开始对罗马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进入帝国阶段后,它与罗马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此后四百年间,它走过了盛极而衰的坎坷之路。本文试图从它与罗马政治的关系这一角度诠释罗马角斗表演。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从中国法文化角度透视宋明理学的政治社会作用变迁

中国法文化具有一些独特的方面,它以天人合一为运行目的,与道德密切相关,这些特点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法文化环境,影响着一些重要学术思潮的社会作用.宋明理学作为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发挥重要影响的一种学术形态,它内部诸学派在政治社会中作用和价值的变化也与中国法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抗争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新时期工业化、民主化及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速,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样面临着抗争政治危机。针对抗争政治危机,近代西方国家采取了公民理性与政府善治治理策略,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则采取了阶级斗争与阶级动员治理策略。纵观新时期抗争政治危机的特殊内容及表现形式,文章提出应该理性借鉴西方国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抗争政治治理策略,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     

论政治民主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基本对策

文章指出政治民主的独特价值决定了政治民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政治民主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过程 ,它往往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状况、政治文化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制约。实现政治民主的良性发展 ,不但需要创造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 ,还要稳步推进民主制度及程序、法律制度等的建设     

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

网络民族主义之所以勃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的;它非但以其崭新形态饱受关注,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它尤其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认同与抗争:社会冲突性事件的媒介建构——以媒介关于“唐慧案”的报道为例

我们将"唐慧案"置于"新社会运动"的背景下,研究媒介与社会冲突性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以党报为代表追求的主流媒体所形塑的"公平正义"框架和以市场化媒体为代表追求的"法制化"框架是媒介在国家-社会框架下发展的结果;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唐慧案"的报道,反映了在针对中国底层抗争政治报道中新闻媒体及从业者对于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与客观实际之间的矛盾。以往的研究认为媒介在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关于"唐慧案"的底层抗争中,媒介的动员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媒介建构的集体认同更多的是媒介之间的自我认同。由于大众媒介的报道和介入,使得"唐慧案"具有的底层抗争政治的性质更加明显,大众媒介不仅仅是这场抗争运动的报道者,同时也参与建构并消解了这场底层抗争运动。     

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

网络民族主义之所以勃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的;它非但以其崭新形态饱受关注,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它尤其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墨家政治文化新探——墨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研究

墨家的政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宝贵遗产之一,它曾经和儒学一起,一同并为达贵显学,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墨学的繁衍传承没有像其他诸子学说那样的款款绵延,但是,其"墨子精神"依然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无论何时墨学总有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究,也总能发掘出许多新的理论点,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就是一个墨学新探的亮点.     

转型期与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塑造、学习政治知识、参与政治实践、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维护和变革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体系具有积极意义。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和优势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这一新判断是深入分析中国国情、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正确结论。从政治发展的进程上看,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和优势体现在它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国情和土壤,并且在现代政治发展中创造了与选举民主并行的独特模式;从政治运作的形式来看,中国协商民主的特色和优势体现在它是由执政党主导的协商民主,不是多元主义的展开,而是有成功传统支撑的先进政党主导的协商模式;从政治体系的制度功能来看,其特色和优势体现在它不是单一的制度建构,而是融合到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协商民主。     

马克思人本政治观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的人本政治观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思路阐释了人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马克思的人本政治观为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加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思维理念和行动指南。     

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

当代网络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它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网络民族主义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与启示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由于是在各自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中产生与形成的,因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整体型与个体型,和谐型与抗争型,人治型与法治型。通过比较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政治体系提供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