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流入与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动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引入人民币升值预期和热钱流入的房地产市场均衡模型,基于中国2005年8月至2013年12月房地产市场相关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建立6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房地产需求、中美利差、房地产供给、人民币升值预期、货币供给和热钱流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热钱流入对房地产需求和供给均具有显著正向冲击影响,房价上升在短期和长期对热钱流入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冲击影响,构成热钱流入波动的原因中有超过85％归因于房地产需求和供给等房地产市场因素.     

总需求、总供给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效应分析 —AD-AS模型能很好地匹配中国的数据吗？

 本文在讨论一个凯恩斯主义的AD-AS模型基础上,主要采用Gali(1992)的分析框架,通过SVAR模型实证的结论去检验凯恩斯主义的AD-AS模型与中国数据的匹配性。研究得出关于中国数据实证分析的结论主要有：(1) 总产出和物价水平对总需求冲击反应的同向运动与AD-AS模型的总需求变动促使产量和价格同向运动的经济学含义具有一致性;(2)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反应与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管理政策的观点相吻合;(3) 产量和物价水平对总供给冲击反应的同向运动与AD-AS模型的供给变动促使产量和价格反向运动的经济学含义不相符合;(4) 货币供给冲击使物价水平上升而使产量几乎没有变化是符合新古典主义货币无效性的观点。这些结论说明：中国数据与凯恩斯主义的AD-AS模型的内涵具有一定的不匹配性。     

中国货币流动性分析——基于单位根与协整的实证分析

在把货币供给的研究定义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对中国货币需求进行分析推导，通过回归1984-2006年的经验数据，得到中国货币需求函数；对近20年的中国货币需求和供给的流量和存量加以对比分析，认为近年来持续的货币供给超过货币需求是造成现阶段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应用单位根和协整的实证检验方法，验证了流动性适度的标准，并提出货币供给应当与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的货币需求相适应。     

真实汇率波动根源探究

使用结构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印度、韩国、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6个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美元真实汇率波动根源进行了探索,实证结果表明,与学者在分析发达国家货币真实汇率波动根源时发现供给冲击对真实汇率波动的影响不显著而名义冲击在其中或占有重要作用,及正的供给冲击会导致真实汇率眨值相反,供给冲击是导致这6种货币真实汇率波动的主要或重要因素,且正的供给将导致真实汇率升值,名义冲击对真实汇率波动的作用不明显.笔者认为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更有利于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     

企业资本金融化与政策有效性

随着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脱实向虚“愈发严重,货币财政政策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用企业资本结构冲击来刻画企业资本金融化,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资本结构变化下货币财政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企业资本金融化与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资本金融化冲击会使得经济下滑、消费下降、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泰勒规则相比货币供给规则更有利于应对资本金融化冲击;第二,负利率、货币供给和财政政策冲击都会增加产出、消费和投资,但随着企业资本金融化加深,他们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有效性逐渐下降,反而资产价格相对上升;第三,资本金融化削弱货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机理在于资本金融化影响了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应减少,从而使得总产出、消费和投资相对下降;第四,通过模型方差分解得出,资本结构冲击能够解释资产价格收益波动的19.48%,另外从长期来看,不管是泰勒规则还是货币供给规则下资本金融化深化都会影响实物有效投资不足,从而影响长期消费,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波动的供求冲击路径分析

文章借鉴Blanchard&Quah(1989)提出的方法构建二元SVAR模型,将影响中国实际GDP波动和失业波动的随机冲击分解成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结果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遭遇的供给冲击为正,需求冲击为负;供给冲击对产出具有正向持久效应,对就业总体呈现持续的负向影响;需求冲击对产出产生短期的正向"驼峰"效应,并在第5个年度出现反转,由正转为负向效应,对就业则产生持续的正向冲击效应;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需求冲击对就业波动占主导因素,供给冲击对就业波动则解释1/4左右。     

中国货币与产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货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实际作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的方法,综合传统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对货币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从建国以来的资料入手,考察了中国货币供应和经济增长波动的相互关系,利用模型对货币供应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了广义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作用递减的结论,并运用指标分析了目前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与金融效率。     

货币供给与PPI的动态响应机制和结构性差异

PPI对经济走势具有较好的预见性,货币政策应更多地关注PPI.本文构建了含交互效应的面板SVAR模型,基于我国工业34个行业,实证分析货币供给对各行业PPI影响的结构性差异,以及PPI对各种主要冲击因素的动态响应机制.研究发现:货币供给冲击对各工业行业PPI波动的影响差异很大,贡献度从0.02％～74％不等.其中,重工业以及产业链上游行业PPI对货币供给冲击最为敏感.在给定货币环境下,PPI波动的主要支配力量是通货膨胀惯性,其贡献度高达70％;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击效应则很弱,仅为2％.所以,将PPI价格波动主要归因于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是缺乏依据的.而货币政策的调控应该基于PPI响应机制的结构性差异,着重于价格波动预期的管理.     

关于中国股市与汇市关系的研究

文章利用BQ方差分解法,研究在两种独立冲下的中国股市和外汇市场的关系: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反应的是实际产出的冲击,需求冲击主要反应的是货币政策的冲击.结果发现,无论在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下,股市与汇市均呈现一种负相关关系.     

供求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 基于SVAR模型的甄别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经全国经济普查信息修正后的季度数据推算得到1992年第1季度到2008年第3季度的实际GDP和GDP减缩指数,然后借鉴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方法构建二元SVAR模型,对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供求冲击进行甄别分析。结果发现：①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2/3以上的产出波动可以归因于供给冲击的影响;②对于价格波动,短期内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的贡献几乎相当,而长期内需求冲击能够解释70％左右;③总的来说,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在中国经济波动中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性。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宏观操作政策含义。     

货币政策适度性的测度研究——基于协整方程的视角

近年来关于货币超发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衡量标准。借助协整方程把总产出与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以及信贷投放联系在一起统筹考虑,并由此得出潜在的货币供给规则,在此基础上对1978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适度性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经济系统接近均衡水平,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是适度的。要支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则M2增幅应达到14.6%,信贷增幅应达到12.8%。     

外部冲击、需求管理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外部冲击指数,研究外部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外部冲击比国内政策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且具有较强持续性;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滞后1期和2期。当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可以起到显著效果。     

土地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分析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土地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又是当前非常现实的问题,特别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该问题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利用AD-AS模型和面板VAR模型,研究土地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从脉冲响应函数看,在受到土地供给冲击时,通货膨胀在同期没有发生变化,在第一年受到正的影响,但在第二年之后主要受到负的影响,并且累积响应为负;从方差分解看,土地供给对通货膨胀波动的解释程度较小。政府可以通过对土地供给的调控,使中国宏观经济处于"高增长,低膨胀"的平稳状态。     

扩张型货币政策能刺激就业吗？ ——刚性工资模型下的劳动力市场动态分析

 积极的经济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保证就业中的作用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讨论的重点,本文即讨论货币政策冲击对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首先,基于宏观季度数据,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得到就业、产出和通胀在货币供给冲击下的动态反应,给出经验事实：在一单位货币供给冲击下,就业呈驼峰形态,缓慢下降回归稳态,显示出很强的持续性,但在中远期失业会增加;通货膨胀呈驼峰形态,显示很强的惯性特征,但在中远期会出现通货紧缩;产出温和增长,呈驼峰形态,显示出很强的持续性。同时,为进一步从经济理论上解析货币供给冲击对就业、产出和通胀传导的机制,数值模拟一个刚性工资模型,将模拟的脉冲反应结果与实证经验事实相比较,发现理论模型能较好地拟合上述三个经验事实,并从理论上进行货币供给冲击的经济传导机制分析。最后,结合经验事实与模型经济探讨了扩张型货币政策冲击下就业、通胀和产出的反应模式,给出政策建议,即扩张型货币供给冲击短期内能够有效刺激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但在远期形成失业和通货紧缩,因此需要其他配套政策,如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等相配合。     

通货膨胀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效应分析

检验1953-2007年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的因果关系以及通货膨胀对货币流通速度的效应，结果显示：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得不到实证上的支持，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原因而且较为显著；整体上通货膨胀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绝对加速效应要弱于相对加速效应。然而近年来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对货币流通的绝对效应与相对效应变得明显，进一步证实了弗里德曼1963年的论断“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     

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换的冲击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自2007年以来逐步向新常态经济转换的冲击影响机制。我们应用SV-TVP-VAR模型分析了2001Q1~2015Q3间以技术冲击和投资冲击代表的供求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这两种冲击的影响机制都在2007年左右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首先从影响的方向来看,投资冲击的短期影响为正但波动性加大,中长期的影响则变为负值且影响逐步增强,而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逐步增强,但从2014年以来其影响有所下降;其次从影响的数量来看,分时段的方差分解表明2007年之后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解释力度大幅上升,而技术冲击的影响比较平稳。这些结论说明中国经济向新常态的转换主要源于需求侧的不利冲击,但最近以来供求冲击都呈现了不利影响的趋势,为此我们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一轮通胀的特征、成因与二元经济下的通货管理转型

CPI与PPI波动呈分异趋势、PPI对经济增长的敏感性增大、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显著及通胀效应大等特征说明新一轮通胀有着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基于货币供给软约束框架分析了结构性通胀的运行机理。指出M2的过快增长伴随着贷款产值比的下降削弱了稳定通货的基础,输入性通胀因素的不断强化加大了通货管理的难度;因农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过大而形成的农业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是刘易斯拐点后出现的一种新型通胀,它是"滞胀"的潜形式。推动工资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并不是劳动力供给"短缺",而是工资定价机制的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差距过大的结合。通货管理应由应急型的以"总量调控"为主的粗放型管理模式,转为更加强调结构性手段运用和绩效的长期稳定的模式。     

货币和产出缺口能给通货膨胀提供有用的信息吗？

 ]论文目的是确定货币、产出缺口和国际商品价格指数与我国通货膨胀之间是否有长期的关系,能否给我国通货膨胀预测提供除通货膨胀自身所具有的以外的信息。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通货膨胀与相关经济变量的长期关系检验,并进行预报实验,将预测结果与仅包括通货膨胀自身滞后因子的自回归模型的预测结果比较。实证结果显示：货币供给m2、m1、m0都与通货膨胀有显著的长期关系,但是只有m0含有通货膨胀自身没含有的信息,能给通货膨胀提供额外的信息;产出缺口、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分别与通货膨胀有长期的关系,含有通货膨胀自身没含有的信息,能给通货膨胀预测提供额外的信息。最后还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断点检定与价格预警——基于中国货币供应量结构变化的实证研究

为了揭示货币供应量结构变化的断点检定具有价格预警的作用,运用1999年12月至2012年4月中国流通中的货币、狭义货币、广义货币数据进行结构变化的内生断点检验,分析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变化对价格产生影响的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CPI价格指数验证断点检定的价格预警功效。结果显示：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序列是分段平稳的,在99％、97．5％、95％置信水平上检出的7个内生断点均具有优良的价格预警效果。因此,基于货币供应量结构变化的断点检定以及预警价格的波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Neglected Method of Separating Demand and Supply in Time Series Regress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many markets, quantity is demand determined in the short run but price is supply determined, and that the dynamic restrictions between price and quantity implied by the model have been widely neglected in empirical research. Two examples illustrate our point—the demand and supply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and between the terms of trade and the trade balance. In both, specifying quantity as a function of lagged prices in demand and price as a function of lagged quantities in supply (rather than concentrating on exogenous shift determinants) is sufficient to separate demand and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