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就业风险、环境、条件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逆向回流

基于685份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个人及家庭特征、就业能力、就业风险、就业环境及就业条件等对其逆向回流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年龄越大，身体素质和文化水平越低，务工单位拖欠工资与签订合同情况越差，城镇政策体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越差，理想工作的择业门槛越高，外出务工劳动力越倾向于彻底逆向回流。因此，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应积极发展城镇第二、第三产业，改善城镇就业环境，降低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务工的就业风险，同时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和文化素质。     

个人素质、家庭禀赋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在河南、湖北两省获得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素质和家庭禀赋差异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基本特征,并通过构建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进一步考察了个人素质和家庭禀赋在农村劳动力不同类型就业选择中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受到其个人素质和家庭禀赋的双重影响,务工型就业选择主要受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素质的影响,而创业型就业选择更需要得到家庭禀赋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的支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移民劳动力流动状况分析——基于湖北省陨县、丹江口市和河南省淅川县的调查

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经过的湖北省陨县、丹江口市和河南省淅川县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移民劳动力的流动状况,包括劳动力的流动模式、形态和方式、流动区域和产业特征、时代分布、年龄构成以及不外出的原因,并同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比较,得到如下结论：接受调查的家庭由于地处农村,生育孩子多,除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外,老人和孩子均在家,没有外出务工的占大多数;外出务工的绝大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了大量的库区劳动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居民的本土意识依然很浓厚;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居民外出以从事体力劳动和非技能性劳动为主。根据上述结论,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安置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省内快递

新政策促进重灾区农村劳动力就业 日前，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做好地震重灾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相关工作的意见》。指出重灾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妥善解决好本辖区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托管和老人赡养等问题。采取多种形式解决好重灾区家庭困难的人员外出务工前期费用，加快推进重灾区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进城入户的农民工和家庭成员与当地市民一样，在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省内快递

新政策促进重灾区农村劳动力就业 日前，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做好地震重灾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相关工作的意见》。指出重灾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妥善解决好本辖区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托管和老人赡养等问题。采取多种形式解决好重灾区家庭困难的人员外出务工前期费用，加快推进重灾区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进城入户的农民工和家庭成员与当地市民一样，在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对策

摘　　要:西部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是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推-拉”因素的分析,探讨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并根据重庆市实地凋研数据资料,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利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及利农政策对回流发生的影响大小。最后,提出现阶段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农民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皖北地区340个农户问卷调查的数据为样本,根据国内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12项影响因子并建立决策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外出就业三个大的方面,家庭因素的比例逐渐减少,个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强;而个人因素中的文化程度变量均值较低,且对农民外出就业决策产生了负影响,凸显了城市就业压力。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粮食生产影响研究——基于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快速增长,农民外出务工与转移步伐呈现加快现象。在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的趋势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粮食生产决策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日益凸现。为此,从农户供给反应行为入手,构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粮食总产量、粮食平均产量的供给反应模型,采用省域动态面板数据,利用GMM方法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粮食生产影响的途径与程度。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粮食总产量产生了重要影响,非农就业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人口迁移对粮食生产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健康、教育与农民外出就业行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调查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与2004年陕西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参与、外出就业时间配置、外出就业收入水平进行了分析,发现年龄、教育、健康等因素对农民外出就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年龄和教育因素对外出就业参与和就业时间配置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倒U规律,健康因素则联动年龄与教育因素共同影响劳动力外出就业行为。     

宁夏劳动力人口呈现五大特征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部署，2008年5月在全区城乡开展了劳动力抽样调查工作，调查涉及家庭户。调查结果显示，宁夏劳动力人口呈现五大特征：城镇劳动力参与率开始回升，就业人口就业时间充分，就业人员劳动合同签订比例较低，部分就业人员岗位稳定性较弱，城镇失业人员平均失业时间上升。     

劳动保护、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镇就业

 基于上海1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所建立的有序Probit模型及实证分析显示,工资收入、工作福利、社会保障、个性特征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有显著影响,而劳动保护、权益侵犯的影响并不显著。工资收入等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核心因素,农民工劳动保护和权益保护意识还不强。因此,要应对“民工荒”,关键是要满足农民工的物质需求,给予农民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企业要提供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良好的工作福利,城镇相关部门要提供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并关注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支出和成本等。该研究对于揭示“民工荒”的成因,保持农村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变动

基于1993—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面板数据,建立了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并对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1993—2009年期间,虽然针对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户籍歧视不断得以缓解,但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受教育水平差异却不断扩大,且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不断上升,导致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劳动报酬差异不断扩大。因此,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和实施能够大幅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制度和培训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农民工和城镇工劳动报酬差异的持续扩大。     

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式迁移已经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重要模式。家庭式迁移的女性农民工需要同时扮演雇佣劳动者和家务主要承担者的双重角色,这种迁移模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行为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利用浙江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试图考察家庭式迁移女性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工作经验、培训经历、本地生活时间、工资对女性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结构的影响不显著,但子女或老人随迁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因素对女性工作时间不同分位数上的影响具有明显变化。     

工资与物价会螺旋波动吗？

VECM模型分析表明,我国工资与物价间存在明显的螺旋波动关系。将工资进一步分解为城镇劳动力工资和农民工工资后发现,这一螺旋关系是由城镇劳动力工资与物价之间的直接螺旋关系以及农民工工资与物价之间的间接螺旋关系组合而成的。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波动会对物价构成直接压力,而农民工工资波动会通过城镇劳动力工资对物价构成间接压力。文章进一步从二元就业制度下劳动供给机制扭曲的角度分析了两类螺旋关系的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农民工的家庭式迁移城市是真正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途径,而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农民工的新生力量正在逐渐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坚力量,其家庭式迁移城市的意愿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恰恰是政府制定政策以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有序转移的最根本依据.以西安地区为例,通过对西安城六区进行间卷调查,利用1 040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城市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确定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发现职业收入、外出务工时间、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迁移城市有重要影响,年龄、婚姻状况、户籍制度则影响不明显.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卷调查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 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等方面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人均年收入及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不同、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农村劳动力缺少就业技能"和"缺乏农业技术与资金"是造成农民增收难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承受力较弱,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但对国家实施的三农政策比较满意;"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是对农村居民不公平的主要表现;"贫富差距过大"是阻碍经济效率的主要风险;"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构建城乡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     

中国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益贫性形成机制研究

 借助社会福利函数对益贫式增长测度的可分解性,结合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提供的家庭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报酬率、劳动时间等微观数据,追溯居民收入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特征要素,将居民收入和各劳动力市场特征的效用性、公平性与增长的损益相结合,应用要素分解模型阐释中国新世纪以来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益贫性及其形成机制,由此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收入益贫式增长政策启示。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