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刚柔并济的宋代官员叙复制度

宋代叙复制度是责降官员还升旧官的一项政治制度。叙复制度的本意体现了两宋优待士大夫的宽容政策;但对于叙复官员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有罪必罚的刑法思想;同时,宋代责降官员叙复的过程,也是宋代官制运行的过程,叙复过程中阶官的升转与差遣的除授,都与官员的叙复情况紧密相关,叙复的结果亦是对责降官员再次考任的结果。因此,对于宋代叙复制度的研究,不仅是探寻宋代职官制度的内容,更是深入探索宋代官员管理理念的深层内涵。     

金朝官僚等级制度初探

关于金朝官僚等级制度，现存史籍记载并不清晰，前人研究也不多。这一问题，可从官员俸禄、致仕待遇、官员服饰、封赠与门荫、墓葬和谥号、官员仪从等几个角度来分析。金朝官员俸禄的发放标准，在海陵王时期前后经历了由以散官品级为依据转为以职事官品级为依据的过程；官员致仕后待遇的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职事官品级和任职时间；在影响官员服饰等级的因素中，职事官品级无疑是最重要的；官员得以封赠父祖和门荫子孙的主要标准是散官品级，职事官品级则发挥了调节性作用；官员去世后的墓葬规格是依照其散官品级来确定的，谥号有无则是由职事官品级来决定的；官员仪从配给的标准为职事官品级。总体而言，金朝官员等级划分的标准主要应是职事官品级。     

民讼官--宋代民众对官员的诉讼抗争论略

宋代社会民风好讼并非只体现于民众之间,也体现于民众对官吏的诉讼活动中。官员被民所讼与行政能力有关,但更大诱因在于其对民众权益的不法侵害。民讼官的频繁,不仅因为民众维护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使然。豪强与胥吏在官民诉讼斗争中角色复杂,胥吏讼官更多体现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豪民对官员的讼争客观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     

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士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士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论《唐律疏议》对监临官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唐律疏议>把官吏分为"监临官"、"主守官"和"一般官吏"三类,三者职责不同承担的处罚也不同.本文以"监临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唐律疏议>以"监临官"这一特殊身份为犯罪主体的规定,以期对现在的职务犯罪和官员问责制度有所借鉴.     

北宋致仕官员住房状况论析

北宋致仕官员的住房表现出不同特点,有的人居室豪华,有的人住房简陋。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除与致仕官个人的经济承担能力有关外,也与他们的生活理念相关。从致仕官员对房屋的态度中,可看出宋人的置产观念。     

宋代矿冶业机构官员的除授制度

此文原有提点官、提点司属官、矿场监官的寄禄阶及曾任差遣情况表，因受篇幅限制，未能收入。宋代矿冶业机构官员是指提点坑冶铸钱司的官员（包括提点官及其属官）和各地矿场监官。他们的官品在从五品至九品之间．分别属于朝官、京官、选人以及低级武官的范围。他们的差注途径，一般来说是由束部四选（元丰以前是审官院、流内铨、枢密院）依据其官品等级、资历状况决定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就任差遣的繁剧与否、本人管理能力的高低、矿场的规模大小等等不同情况，因此宋代矿冶机构官员的除投除了吏部四选外，还常常通过以下数种方式进行：皇帝…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考述

金代职官致仕制度经历了形成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过程。金代官员的致仕年龄,基本上沿袭前代的制度,大约为70岁左右致仕,也有大于或者小于70岁致仕者。金代官员的致仕条件,包括正常致仕、超龄或年老致仕、主动申请提前致仕、因疾致仕、以罪致仕、不胜任者勒令致仕等六方面。金代致仕官员的待遇,主要在俸禄与升迁官位两方面,凡致仕者都可得到朝廷给予的半俸,此外还根据政绩与致仕年龄,普遍给予迁官的待遇。     

“依法治官” 的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治理“小官巨腐”现象为例

“小官巨腐”是百姓身边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与拆迁领域,以山头主义与集体腐败方式居多,“能人腐败”是其突出问题.治理“小官巨腐”现象关键在于依法治官.依法治官存在的困境主要有选官管官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不健全、“好官”的考核评价标准操作性不强、基层官员权力的约束机制欠缺、基层官员的监督不力、基层官员腐败成本过低等.走出依法治官困境主要靠法律与制度.要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必须完善“小官”选拔与晋升、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等相关法律法规,要用民主监督制度、问责制度、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从严管住管好“小官”手中的公权力,从源头和根本上预防、杜绝“小官巨腐”现象.     

论后科举之初学堂实官奖

清末废科举之后的数年间,施行学堂实官奖,学界只是在论及出身问题时有所触及,缺乏专题研究。学生实官奖方面,有陆军军官学堂、北洋高等巡警学堂等专业学堂,也有大学堂,以及留学生。教员、管理人员方面,除了奖励实官外,清末还尝试定章立制,将学堂教员认同为实官。捐资助学方面,为了吸纳社会资金,弥补不足,清政府推行实官奖,并主要针对捐巨资者,且多由地方督抚出面申请;奖实官之外,对降职官员捐输学务者也予以开复原官,即捐复;当然,相较于实官奖,学务捐输更多的是虚衔奖。在清政府实施学堂实官奖的过程中,不断有罢废实官奖的声音,宣统三年七月学堂实官奖寿终正寝。     

宋朝惩治官员之原因初探

官员是专制君主赖以统治民众的工具,如何治官是历代统治者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在宋代,官员既会因谋反谋叛、犯赃罪、违反军法军规、失职、不称职、滥用权力等而受惩治,也会因违反官员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而受惩治,又会因违反礼制而受惩治,还会因连坐、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等原因而受惩治。     

同治、光绪年间广州的官、绅、民——从知县杜凤治的日记所见

同治、光绪年间在广东任州县官的杜凤治留下了一部记录详尽的日记。日记以一个下级官员的视角,记录了很多广州官、绅、民的生活以及相互关系的有趣细节。从中可知,在晚清的广州,官绅、官民关系都与乡村地区有所不同。日记也反映了这个时期西方事物对城市生活的影响。     

中英现代化社会转型期官德建设比较研究

官员道德建设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比中、英两国官员道德建设的实际情况,中国官员道德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官员道德法规欠系统性和权威性、官员道德监督惩治机制欠健全、官员道德教育欠长效性和时效性、官员道德评价机制欠落实等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通过进一步健全官员道德法律法规,完善官员道德监督机制,提高官员道德教育水平,推行官员的道德评价,切实保障"依法治国"视域下的"依法治官"取得实效。     

唐代的内供奉官

唐代内供奉官是一种适用范围颇广的任官形式 ,相对于供奉官和里行官 ,内供奉官是唐代五品以下 (含五品 )供奉官和近亻幸侍从官员编制之外的特殊任职形式。内供奉官就其实质而言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供职于中央、实履其任的内供奉官 ,虽属员外供职 ,但职事、待遇、迁转资序与正员基本相同 ,这一类终唐之世始终存在 ;另一类是供职于地方的 ,或为使府幕佐 ,或为三司巡院官 ,衔内所带之御史也有内供奉的任职形式 ,但一般不履行所供奉的职责 ,性质近似于假借官 ,这一类别出现于唐肃宗至德以后。内供奉经五代 ,至宋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试论两汉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

监察官员历来被称作“风宪”官 ,负有上谏君皇、下劾百僚的职责 ,在国家的监控系统中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两汉监察官员选任制度的奠立 ,具有启导先河的作用 ,对其后历代监察官员的选任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两汉时期监察制度的重大变革、监察官员的选任方式与途径、选任的标准与条件、考核与管理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与论证 ,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两汉政制的特点以及我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承继关系 ,也为世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从贾政的理家与为官之道说起

《红楼梦》中的贾政,在封建士大夫眼中,是个宽厚仁慈、淡泊名利、清新寡欲的“好人”,他是荣国府的最高管理者(至少是两个最高决策者之一),也是朝廷官员。但贾政的理家和为官都是不成功的,出京作官出了事、丢了官,家也迅速衰败。作为一个不称职的家长和官员,贾政对贾府的快速衰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贾政的教训,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具有非常现实的教育意义。     

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

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除了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各级地方政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其中在藩镇使府中置有节度判官或观察判官,合称两使判官,此外还置有孔目官,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内部监察体制。两者的分工是:两使判官主要负责监察事务,孔目官主要负责文案的勾稽,从而达到对政务监察的目的。     

隋唐检校官制度初探

检校官制度始于北周,隋唐皆实行检校官制。隋及唐前期的检校官属实履其任的性质,即有职事而未正授之官,到了唐中后期则开始向假借官资转化,仅用来表示地位之尊崇和升迁之资。但无论前期和后期,唐代检校官的适用范围,既不以职任清要与否而区别,也不以内外诸司五品以上官员而划分,是没有一个硬性的统一标准的。唐后期予以整顿,渐次形成了自三公、三师、尚书左右仆射至水部郎的检校官十三阶。     

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初论

任期制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地方官员任期制实行的合理与否,不仅影响到封建吏治的得失,而且关系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能否加强。 中国古代地方官的定期轮任制是不断变化、逐步完备的。在宋代,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以资格用人和磨勘转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官员任期问题备受重视,然而,在当时冗官问题异常突出的客观条件影响下,宋代地方官任期制产生的弊端也特别突出。本文拟就宋代地方官员任期制的发展变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任期太短带来的危害及其原因作一初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