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

<正> 洋务派的外交是洋务运动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焦点。长期以来,一些论者认为洋务派一贯主和、妥协,对外推行一条投降卖国路线,并据此否定洋务派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近些年来,不少论者通过对洋务派个别人物的研究,特别是对左宗棠的研究,又认为在洋务派内部存在主战的抵抗派与主和的投降派,前者爱国,后者卖国。有些论者则提出外交属于国务活动,不包括在洋务运动之内,对洋务派外交采取迴避的办法。那么洋务派的对外态度究竟怎样?特别是应如何看待对外交涉中的“主和”与“妥协”,“主和”与“妥协”是否就是投降卖国?本文拟以洋务派官僚群体在中法战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会议在山东召开

1989年10月23日,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山东东营市召开。会议由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杂志等单位发起,由山东大学孔令仁教授主持。会议主题是:“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大会较集中地讨论了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洋务运动与近代经济、文化,政治、外交、人物等诸问题。通过四天会议的热烈讨论,在上述问题的探讨上都有所进展。     

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经济思想

康有为是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他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顺乎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爱国性和进步性彪炳史页。康有为发功的这场运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其中他认为“变之之法,富国为先”,显     

也谈洋务运动的目的和历史作用

在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我们坚持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进步与反动的尺度,那末,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的进步性。”并谓:“洋务派镇民的目的是有的,但主要的目的是御侮。”而且,“即令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是反动的,最多也只能说明洋务派的思想是反动的,而不能说明洋务运动的性质是反动的。”因为洋务运动乃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矛盾的产物,它曾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并利用其先进生产技术,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以谋求保护中国的权利。     

海防筹议述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筹办海防”的活动是整个洋务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环节之一,也是评价洋务运动的重要方面。到目前为止,不少论者认为,包括筹议海防在内的筹建海防活动,是洋务派勾结外国资本主义借用“洋枪洋炮”镇压人民反抗的产物,因而全面否认它具有“御侮”、“自强”的性质。如果就中外反动派共同镇压农民起义这一点来说,这种观点诚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要仔细研究一下筹议海防开始时的“奏议”、“廷议”和“决议”的具体内容,是不是还有“御侮”的面?为此,本文仅就洋务派“筹议海防”的过程作简略的叙述,以期有益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试论洋务运动的终结

洋务运动止于何时?史学界的一般看法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终结或破产。对于这一看法,当前已有不少论者提出了异议,但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还不多见。本文仅就某些史实,对洋务运动何时终结的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教于各位同行。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意味着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是无可非议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止,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已进行了近三十年,结果非但没有使中     

试考辨洋务运动纲领——兼与黎仁凯同志商榷

一、问题的由来其一,史学界对洋务运动史的研讨,自1980年以来出现了可喜的景象.就在这个时期,黎仁凯同志发表了《试论洋务运动纲领》一文.他首先提出问题说;“中国近代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有无纲领?其纲领是什么?迄今未见专文论述.”接着黎文对洋务运动纲领表述说:“我认为:‘外须和戌,内须变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洋务运动的纲领”.黎文对洋务运动纲领及其内涵作了阐释后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以‘外须和戌,内须变法”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辅,是洋务运动遵循的总原则和总路线,它构成了洋务运动的纲领.     

第三次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第三次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在兰州举行,与会同志六十余人。这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是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兰州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展示了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现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一、关于洋务运动的内容重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洋务运动是否应包括当时的外交活动。一种意见认为,洋     

&lt;&lt;诗&gt;&gt;题新解

一般论者认为诗产生于周代。其实,殷代已有朴素的韵诗,但由于其时“诗、史、事”三位一体,“诗”也即“史”、“事”;再者,从《诗经》的一些篇章看,诗也不都是周代作品。于是,《诗经》全是周代作品的定论是应当推翻了。     

文学评论中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本文认为,文学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是有区别的。文学人民性的原本意义是文学艺术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其涵盖面是有限度的。通过扩大人民性中“人民”的范围以扩大文学人民性的涵盖面的作法难以行得通。对古代文学的评论中应区分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并坚持人民性的原本意义,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全国第五届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0月23日至2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召开。会议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孔令仁主持,着重讨论了“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等问题。一、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与会学者首先对“近代化”的涵义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和与其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具体地说有三个层次:生产力的近代化,主要表现为机器生产取代个体手工业生产;生产关系的近代化,即建立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的封建生产关系向已建立在近代生产力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化过程,上层建筑的近代化,即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     

能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吗?

至今为止,关于洋务运动的研究虽仍是流派众多,观点不一,但在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多数同志的认识似乎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即认定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一些基本否定洋务运动的同志认为,尽管洋务派“和顽固派有不同之处,但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无疑是反动的”;一些基本肯定洋务运动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虽然“揿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从政治     

论郭嵩焘出使获咎

1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对以洋务运动为正式学习西洋“长技”开端的观点,如今可能已很少人反对了。洋务运动起步于被迫对外开放。不论对开放如何理解,外交为其重要标志是无可怀疑的。近代外交的重要环节,是国际间互派公使常驻关系国首都。所以两次鸦片战争间的约二十年时期中,西洋各国要求公使进驻北京,和建议清政府派遣驻西方公使,一直是中西外交纠纷的焦点。清政府却宁可听任割地、赔款等等国耻纷至沓来,也不放弃外使     

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影响其全程,并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近四十年来,许多论者都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所表述的思想。他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投其所好”的解释,说什么“中学为体”是“作为洋务运动的目的”,即“死保封建体制”,而“西学为用”只是“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含义”,其全义并不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而且,“洋务派妄图在死保封建体制的前提下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这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因此,洋务运动也随之变成了反动的运动。     

洋务运动时期工业建设的性质和作用

关于洋务运动问题,在我国历史学界和经济史学界,曾经进行过长时期的讨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洋务运动,关键在于如何评价洋务运动的工业建设。这是因为,尽管洋务运动的内容非常庞杂,它包括办理外交、购买或制造洋枪洋炮与军舰、筹建和建立新式海陆军、设立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等,但其主要内容则为兴办近代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此种工业建设的性质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洋务运动的性质。     

论洋务运动的目的

为着“批判剥削阶级”,长对间里,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词认定,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据此,每当提及,很少有人不将其斥之为“反动”的。洋务运动的目的果真如此吗?近年来,不少论者就此提出了质疑。固有的观念毕竟难以束缚历史研究的前进步伐,“洋务派之办洋务主要是出于民族意识”。这种新的见解终于向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科学沦争的杠杆必将使学术水平获得进一步的提高。     

全面评价曾国藩──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

本文从七大方面对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观点作了综述：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外交；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中国首次留美学生的派遣和斗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的同时,留学教育开始兴起。被洋务派称为“中国自强根本”的留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长期以来,许多论者却把它视为“买办教育”,把留学生一律视为外国侵略者的“奴才走卒”,不承认它的进步性。去年新出版的陈景盘同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仍持这种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现就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派遣,谈谈我们的看法。     

声音的“政治”——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歌朗诵理论研究

有关“朗诵诗”概念合法性的讨论,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诗朗诵理论的焦点之一。针对此问题,“纯诗”论者与“大众化”论者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大众是否能够接受诗歌朗诵”这一问题上,两者观点也不一致。但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背景下,许多曾经的“纯诗”论者,如朱自清、李广田等,逐渐意识到诗歌朗诵在“传播—接受”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歌朗诵是将“个体世界”与“公众世界”结合在一起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诗歌理论家看来,诗歌朗诵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读”与“听”,暗含着一种声音的“政治”,指向现代诗的公共性。同时,诗歌朗诵也是现代诗自我更新的一种方式。     

从《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流派及方法论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出现了两大方面的变化:后修正学派形成并提出了"共识说";"国际史"取向的方法论为大多数史学家认同。然而,《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出版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外交史学界,现实主义学派、修正学派、自由主义全球化论者以及后修正学派在基本史观和重大问题见解上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决然对立;方法论方面也尚需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