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坊记》曲名与《全唐五代词》词牌名关系初探

作为盛唐时代重要的曲作文本，《教坊记》中的编曲不仅供宫廷演唱之用，有时也作为宫廷舞蹈的配乐，展示了有唐一代音乐的丰富多彩与繁盛景象。教坊曲的流传、演变和唐五代词牌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教坊曲名为词牌名沿用。从教坊曲向唐五代词牌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巨变和城市娱乐文化对于词体文学发展的影响。     

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

散乐歌舞是唐五代曲子产生的前提,教坊乐渐变为唐曲子,是唐五代曲子辞"倚声"之源,唐五代曲子与唐"燕乐"无涉。柳永词的用调充分体现了唐五代词乐在北宋初期的延续,柳词的声情体貌,均源自"花间",与教坊俗乐紧密结合,既倚声"善为歌辞",又能"填腔"制撰新曲,"变旧声作新声",使之传播极广,接受甚众。苏轼以诗为词,是真正的"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但由于不咏调名本义,脱离词乐声情,也使得词成为了案头文学,逐渐丧失其作为音乐文学的特质。     

唐代教坊及内教坊乐官考论

教坊的乐官包括梨园教坊使、教坊使、教坊副使、都判官、判官、都都知和都知等,教坊的高级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尽管有的教坊乐官深受皇帝宠信,但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任职方面颇受限制,其地位要比其他的官员低。唐代的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     

亲近或背离:从词与民间之关系看文学之兴衰

古典诗词的兴衰尽管有其复杂的原因 ,但其中起着决定性的则是其与民间所保持的距离。关于这一点 ,学者向无论及。通过对词流变的具体考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词之所兴 ,源自于对民间的亲近 ;词之极盛 ,取决于对民间保持的一种不即不离的距离 ;词之所衰 ,则由其对民间的渐趋背离所致。一句话 ,对民间的亲近或背离 ,正是决定词之兴衰的关键 ,而这也正是文学兴衰的根本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论民间词对文人词体兴起的影响

随着对词体发生问题研究的深入,民间词在文人词兴起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然观今日词学界对文人词体兴起原因的探讨,一方面,虽承认民间词对文人歌词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词是如何影响文人层,以及文人如何吸收民间新的歌辞样式进行歌词创作的,有关论述却显得苍白。本文通过对词调本事及运用情况的考察,说明民间词向文人层扩散,从而促进文人词体兴起的具体途径。     

苏州派剧作的语言

戏曲是文人诗词与民间说唱艺术、民间小戏结合的产物。曲创于文人,戏源于民间。因而,戏曲在文人手里,难免会出现重曲轻戏,重唱词轻说白,以及与此有关的重生旦轻净丑的基本倾向。这种情况,即使一些大家如汤显祖亦未能幸免。 苏州派剧作的语言,在曲和白两方面都显示出他们力图摆脱“曲中之戏”而向“戏中之曲”发展的总趋势,显示出戏曲由案头向舞台回归、由文人向民间回归的总趋势,显示出写意性削弱和写实性加强的总趋势。     

《夷坚志》与"天心法"

天心法是崛起于北宋的符道法。天心派道士用“天心”一词似向人们表明 :他们的道法乃是上通于天 ,从而能产生某种感动天心、使之作出反应的效果。因此 ,“天心法”往往与民间巫术信仰发生联系。根据宋人的笔记 ,天心法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在民间传播开来。时至南宋 ,“天心法”在民间更为普及 ,而这一点在《夷坚志》中有生动的反映。     

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

柳词具有俗、雅两大属性,但俗词属性为其本质属性.科举在柳永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含义,而是情爱的附属品.花间体、南唐体等只是借用词体民间形式的外在形式,骨子里源头却在传统的诗歌作法,柳永体是对民间词的一次回归.慢词长调、铺叙手法和口语入词都源于民间词.柳永体的雅词体制是词体向东坡体的过度环节.     

“歌者之词”与“文人之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宋词的发展以宋室南渡为界,由口头传播的"歌者""应歌"向以书面传播为主、抒发个人情感和文人之间的酬唱应和转化,传播媒介除了歌者,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纸质媒体的书面传播,词学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均成为南宋文人之词时代的主要特征。     

技术扩散及在长三角地区可能引起的负效应

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它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阐述了技术扩散的概念、扩散的模型及其与扩散环境的相互作用,并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扩散特点进行分析,得出技术扩散在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恶性竞争等负效应。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西部生态与西部文学的几种关系

在当代,西部广阔、荒漠、神奇、封闭的自然生态与同样广阔、远古、多彩、罕有的精神文化生态给西部作家提供了充足的创作资源.当代最重要的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品多来自西部,但是,由于作家的视野和修养问题,西部文学的创作尚处于一种临摹的状态,还缺乏高水准的艺术创作,尤其缺乏大气、恢宏、超越性的作品.西部作家在创作西部文学时处理好与西部生态之间的几种关系,才可能在创作上有所超越.     

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分析——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

基于一定理论假设将Bass模型中技术扩散的内部影响因素和外部影响因素分别与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对应起来,并着眼于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建立起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函数关系,以此来对Bass模型进行变换,使其能刻画政府作用对产业共性技术扩散速度和时间路径的影响。基于变换的Bass模型,以最大化技术扩散速度为目标构建最优化问题以求得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由最优化问题可知政府作用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越大,最优政府作用力度就应该越小。还基于相关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并且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研究认为:由于存在政府干预对市场作用的“挤出”效应,在促进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中需要把握最优的干预力度即政府作用最优力度,在量化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求解出来的政府作用最优力度系数可为政府有效和适当干预技术扩散提供理论上的一个尺量。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技术扩散场技术扩散速度模型的理论研究

技术扩散是指技术的时空传播 ,是该项技术在其它经济领域和更大的地域空间范围的应用推广。在技术扩散中引进场的概念即技术扩散场 ,将影响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抽象建立了技术扩散场的三维空间坐标 ,为技术扩散设定了扩散的空间。技术扩散场扩散速度模型 ,描述了技术扩散场处于时变场状态时技术扩散的扩散速度和过程     

论元嘉作家的骚体句式

两方面的因素促成元嘉作家骚体句式运用由《离骚》型向《九歌》型转移。首先,理性思维在作家思想中的上升推动文学观念的进步,他们要求文学精细深刻,富于规范美。其次,作家在士族文化影响下,主体心态日趋倾向纤柔。这两点导致元嘉作家偏爱形式对称稳定、描写细致、表情深婉的《九歌》型句式,促进骚体句式的艺术表现整体上发生转移。此外,元嘉作家有意识提高骚体句式地位,并用它改造某些文体,使之获得更大的应用范围。     

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

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展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厉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维护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魅力.     

多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作家“身份”——以我国台湾原住民作家为例

“第三空间”这一概念的引入或许会让我们对新的情境下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也许是对游走于多种文化语境中的作家所处境地的相对比较契合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家这种不确定的民族身份认同使之具有了不同于主流作家的视角。作家们跨越民族、文化、语言边界的“游走”体验通过写作表现出来,为读者构建出一个杂糅型的民族和文化的“第三空间”。多民族文学会通场景中,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亦可表现为多重性与杂糅性。这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界对当前现实语境应有的认识。     

论明末拟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

明末拟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呈分流态势,对前代话本小说家的地域意识,有发展,有革新,也有削减.这是由其不同的创作目的与创作方法决定的.     

西汉辞赋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

西汉辞赋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少用理论阐述观点,而更多用创作表示见解。不少人写出许多形象生动、华实并茂、修辞出色、现实性强、以赋讽谏的优秀作品。这些辞赋创作反映了寓有时代气息的文学思想。它表明作家能够认识文学的形象性,争取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追求艺术的表现手法,注重表现时代与生活,重视辞赋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