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协商：“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实路径

缓解当前的＂民工荒＂,首先需要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将集体协商制度的覆盖面落实到农民工群体是一条可行路径。为此,首先需要培育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将市场调节作为集体协商运作的经济基础;其次加强政府对农民工集体协商的宏观指导,为农民工参与集体协商制度提供政策、法规保障;第三要培育规范的谈判主体,使谈判双方主体的地位对等。     

“民工荒”背景下广州市人口发展的对策研究

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与人口红利充分兑现的角度出发,广州市人口发展面临着“民工荒”背景下劳动力人口增长逐渐减缓、劳动力人口素质亟待提高、劳动力人口结构日趋老化及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等问题.新形势下为有效应对“民工荒”问题,广州应着力构建面向所有人口的学习型城市,提升吸引并留住优质人才的竞争力,加快构建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积极推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全面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对象,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的机遇与展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面临集体成员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具有同一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目标资产是否与其他集体资产在归属上发生分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行使集体所有权的法律机制应如何表达等现实困惑。从集体资产的承续关系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为集体资产的所有者。农民集体应为实在的组织体,具有内部治理机制和意思能力,集体所有权主体理应定位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私法与公法制度的共同规范下,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维护着集体所有制的价值体系。集体经济组织应对全部的集体资产享有所有权,章程记载的责任财产范围应限于折股量化的财产范围。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所有权主体地位对传统村落的未来发展具有导向意义。     

从集体身份到集体记忆:“三线人”的时空流变研究

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过程中,作为时代主人翁的"三线人"经历了国家政治意志下的政策性身份生产、单位制框架下的身份实践与体制改革下的结构性身份消解,后又被动地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的时空情境,尤其是单位制向市场制的结构之变、体制改革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价值之变以及主人翁到边缘人的身份之变,形成了一股新时代追求群体认同与群体价值的力量,与历史和回忆的自然动力共同驱动"三线人"的自我建构,形成了以艰苦的身体记忆、光荣的心理记忆与愉悦的生活记忆为主要内容的集体记忆。基于内在动力的集体记忆外展延伸与客观的社会主流价值外在联结,共同形成了公共视域下的"三线精神"。从集体身份到集体记忆到"三线精神",串起了"三线人"的情感社会化历程,也串起了宏大历史过程中"三线人"的时空变迁。     

“协商性民主”与“竞争性民主”相结合:中国民主政治模式

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其形成的基本依据应该包括:一是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二是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二者相互结合才能创建适合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     

湖南安乡县:“三为”工作法 保障老年人权益

正一是为老人解疑答惑。湖南省安乡县民政局针对老年人法律意识普遍较为淡薄,出现纠纷时不善于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特点,该局定期开展老年人法律服务活动,各乡镇民政助理员坚持每月为老年人举办普法知识讲座,并积极解疑答惑。在接访中,该局工作人员积极向老年人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并为其耐心解释,保障老年人看得懂、记得住。二是为老人提供便利。安乡县民政局在接访室专门为老年人配备了老花镜、应急医药箱等物品,以     

从“快治理”到“慢治理”——协商民主的治理节奏及其转型

国家治理是动态演变的过程，构成了特定的治理节奏。治理节奏是对治理过程的速度及其变化的描述，包含了快与慢的不同样态，是观测和理解国家治理变迁的重要维度。加速与减速是治理节奏变化的两种基本动作。加速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也建构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主旋律。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战略也提出了审慎或适度的减速要求，推动了治理节奏从快到慢的转型。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加了治理过程的动作，提高了协同活动的密度，拉伸了治理活动的流程，也优化了国家治理的节奏，具有让治理节奏慢下来的重要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加快治理动作的速度，增强治理过程的回应性和敏捷性，也需要更加审慎和精致的治理，建构进退裕如的治理节奏。     

“数字人权”视野下的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

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公民之间面临的信息公平失衡不仅源于主体的技术获取和运用能力不足,而且和社会信息分化、算法参差赋权以及信息监管缺位直接相关,需要我们在技术性保障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制度性法律保障。在此法律保障中“,数字人权”可构成重要的理论基础依据“。数字人权”以数字人格与利益为依托,反映“数字弱势群体”对信息公平的诉求,并针对当下法律保障之不足,提供可操作的问题化解逻辑。具体实施中“,数字人权”一方面确立了公民信息公平权益保障的“设权保护模式”;另一方面借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样态,建构和完善保障该权益实现的权利体系。     

出租车司机劳动权保障的问题与对策——以南京市出租车“公车公营”为例

2005年南京市实行出租车“公车公营”体制,希望一揽子解决出租车行业的顽疾,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但一些深层的矛盾并未解决,如司机收入下降、劳动时间延长等劳动权的保障问题,混淆劳动合同与承包合同以及出现了“阴阳合同”的问题,出租车公司利润下降、管理难以到位的问题等等。需要从体制上对此加以变革,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依法规范合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界定和平衡各方权益,以实现对出租车司机这一特殊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护。     

金融危机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及保护对策

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济下滑，企业倒闭、裁员、欠薪、断保甚至雇主欠薪逃匿等问题不断发生。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远胜于对企业的影响。在危机应对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关系到我国劳动关系能否和谐稳定的终极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依据国家统一立法，贯彻劳动法倾斜保护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进劳资协商对话机制，使之成为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主流模式。     

集体谈判的内部国家机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为例

集体谈判作为西方社会劳资冲突制度化的社会发明,不但得到工人和工会的拥护,同时也引起了雇主的兴趣。通过协商的程序、承诺的遵守以及共同利益的形成,可以构筑消解工人集体怨恨、制造工人认同的内部国家机制。在中国,工会受组合主义限制,尚不能成为集体谈判的有效发起者,愈演愈烈的劳资冲突却有可能使雇主成为实际的“发动引擎”。本文通过对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过程的描述,探讨在竞争和斗争的背景下,雇主和工人在集体谈判过程中的互动,以及在以生存伦理为基础的工人群体中逐步形成从“无序抗争”到“有序遵守”的内部国家机制。     

我国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发展方向与路径选择

我国各地都已建立了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从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险同当地其他社会保险的依附或隶属关系角度可主要分为综合模式、单独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类.根据世界各国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必将最终融入到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制度中.但由于我国二元结构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农民工医疗保险还将长期存在.目前,限制其发展的亟待解决问题是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当期参保和不可随人转移原则.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的改革,应根据不同模式的特点,将单独模式以及其他模式中类似单独模式的部分率先进行异地转移试点,为我国城乡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一体化制度建设提供思路和借鉴.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

中国劳动力市场可按三种形态分割：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城乡身份分割是影响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利用事件史模型,比较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作流动,对不同时期农民工的工作流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存在人力资本和所处部门对其工作流动的影响,但户籍歧视仍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这种影响随社会发展正在降低。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从角色视角,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比女性严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暴露差异理论与脆弱性差异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变迁的不一致导致了角色紧张的出现,从而导致心理失范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

基于一个动员框架发生显著变化的社会运动案例,本文分析了主导运动前后两个阶段的动员框架及其转变机制。研究发现,框架转变源于社会运动领袖的策略性选择,转变背后体现的是动员框架与运动所处的宏观文化情境之间的微妙联系。具体而言,第一阶段的动员框架使用了文化情境中的边缘价值,动员效果并不理想;第二阶段,社会运动领袖对动员框架进行策略性的调整,将其与文化情境中的主流价值靠拢,在动员取得突破之后,又将边缘价值带回动员框架。随着运动的扩大,这些边缘价值被广泛传播与推广,并在运动之后延续下来,重塑了文化情境。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