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辨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宋淇的红学研究——当代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宋淇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中,他的红学研究致力于辩明红学方向、探究红楼艺境,由“识小”而“识要”,小中而见大,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并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作比较研究,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新见颇多、启迪颇多,为《红楼梦》的意义阐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宋淇的红学研究起点高、视野宽、路子正,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其学风和文风都堪称治学的典范.     

读刘再复“红学四书”感言

刘再复新出版的“红学四书”提出,曹雪芹和《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把《红楼梦》提升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贾宝玉的形象具有准释迦、准基督的精神气象,是对红学的一大贡献。而刘再复对《红楼梦》的认识,之所以能如此高屋建瓴,乃缘于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来源于他对《红楼梦》“不为点缀而为自救”之“灵魂的阅读”。这些对红学发展和未来走向都极具启示意义。刘再复“以悟法读悟书”也有进一步升华的余地,如果追求文、史、哲三才并重的境界。则会更上一层楼。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脂本”真实存在,“红学”面临危机

脂批本不是仅仅只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种,而是共有十二种。绝不是“由同一个骗子,在土作坊里制造出来的。”但“红学”确实面临危机:危机之一,“红学”已陷入新的模式,不能自拔;危机之二,红学界信息不灵,“闭关锁国”;危机之三,未能有力地贯彻“双百”方针。救治之道在于,按照小说创作的规律,深入研究《红楼梦》文本,创造出《红楼梦》研究的新模式;《红楼梦》研究对外开放;彻底贯彻“双百”方针。如此,《红楼梦》研究将开拓出一个新天地!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与“百年红学”

今年是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1 8世纪中叶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候 ,脂砚斋就开始了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评点———即研究工作。 2 0世纪开始 ,《红楼梦》的研究走上了科学道路。为了纪念红学研究的百年历程 ,并纪念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河南教学学院学报从 2 0 0 1年开始酝酿策划 ,并于 2 0 0 3年开办了特色栏目“百年红学”。“百年红学”栏目刊发的主要文章采用了“分题综述”形式 ,重点围绕 2 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 4 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纪念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2008年3月2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红楼梦学会和河南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纪念《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开栏五周年暨《百年红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学报“百年红学”栏目顾问张庆善，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辑查振科，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将军红学家”田永清等近20名来自北京、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旧红学索隐派的先驱——关于孙桐生红学研究的评估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慨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与我们四川的缘份之浅。当然,四川与《红楼梦》也并非全无关系,我也曾于1984年2月26日在《四川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红学在四川》的文章,该文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教授的研究成果,列举了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或四十年(1775)就将《红楼梦》携带入川的陈大文(静泉,曾任马边厅通判)和高鄂的“同年”、四川遂宁才子张问陶,以及在重庆发现的“脂砚斋所珍之砚”和可能失落在四川的原本《红楼梦》(即端方本),来说明我们四川与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关系。但限于学识的浅陋,我竟未能提及孙桐生,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此,我愿借此短文,向孙桐生这位我们四川的红学前辈(如果他九泉下有知的话),表示我深深的歉意。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５０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辨红学公案、探红楼艺境:曾扬华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八

曾扬华的《红楼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红学公案研究即钗黛之辨,二是人物论,三是艺术论。其代表性著作诸如《钗黛之辨》、《红楼梦新探》等,尤以《钗黛之辨》的学术意义最为醒目。《钗黛之辨》是对红学第一大公案这一论题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考察与辨析,为《红楼梦》人物论的进一步拓展,树立了又一种可取的典范。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其中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持论公正、用情最深、力图遵从原著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的红学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中,包括对曹雪芹的思想与《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艺术成就、《红楼梦》续书的成与败等方面深刻而系统的研究。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红学研究需要平常心

对《红楼梦》研究的评价需要平常心态 ,在《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与“自传说”的出现是有传统思维及研究者心理作为依据的 ;今后的“红学”研究应以文本为主 ,同样需要平常心态 ,藉以感悟人生、增长才智     

李鼎其人其事——《石头记》评批者脂砚斋行状考辨

脂砚斋是《红楼梦》一书最早、最有价值的评批者。然而,脂砚斋究竟姓甚名谁,一直众说纷纭。皮述民先生提出的"脂砚即李鼎"的说法极有见地,遂顺着这一思路,对李鼎其人其事,耙剔梳理,进行了一番考辨,并对皮述民先生的某些观点,做些商榷。     

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

<正> 几年前,在英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出自“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考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曹学”为主的“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①余先生这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刚刚有了新的起步:定期的季刊《红楼梦学刊》(每辑约二十五万字,现已出至第十七辑)和不定期的丛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每辑约三十六、七     

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三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譬如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对《红楼梦》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等深刻而系统的认识与价值评价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十二论》与《红楼梦考论》等。张锦池在红学研究中善于见人之所不能见,并提出新见解、新思路,考论结合、建构新说。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