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化进路与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并未上升至法律概念。其法人化治理模式是当下农地产权明晰、土地流转频率加快背景下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家庭农场的适宜选择。家庭农场资产构成种类较为单一,以家庭承包土地或通过入股、转包等方式受让的流转土地为主;农户家庭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是2个独立的概念,家庭成员成为家庭农场成员除了应当具备当地规定的户籍等特定条件外,还应遵循自愿原则;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主,但不排斥外来投资。在构筑法人化治理模式时,尤其是在表决权上,宜将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股东权利区别对待;在机构设置上,非家庭成员股东不宜以董事身份参与农场日常经营,但可作为家庭农场监事或由董事会聘为高级管理人员。     

《民法典》规定的家庭成员类型与职责

《民法典》重视家庭建设，规定了家庭成员的类型与职责，存在的不足主要是没有对家庭概念进行界定，规定家庭成员的类型与现实生活不一致，包含的家庭成员不完整，对家庭成员职责的规定引发歧义，也没有规定家庭事务管理规则。借鉴民间习俗及境外立法例，家庭成员应当被分为基本家庭成员、其他家庭成员和准家庭成员，《民法典》第1043条解释了家庭成员对家庭应负的职责，也规定了必要的家庭事务管理规则。管理好家庭事务，建设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和家庭文明，可以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发挥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家庭民事法律地位的重新定位

家庭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家庭和家庭成员无论在财产享有、意志形成和责任承担等方面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家庭的稳定性是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法律应顺应现实的需要,赋予家庭以民事主体地位,使家庭和个人之间关系清晰、明确,既保障家庭的整体利益,也维护家庭成员的个人利益。     

论委婉语对和谐家庭构建的促进作用

委婉语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润滑＂交际的重任。在家庭生活中,委婉语不仅已经成为家庭成员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交际手段之一,在语言交际中更是协调家庭成员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在和谐家庭构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家庭文化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化功能

家庭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家庭成员共同创造的 .由于婚姻和血缘的关系 ,家庭文化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化具有独特的功能 ,它具体表现为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导向、情感渗透和其他方面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特征与变迁

本文应用CMDS调查数据,分析2010～2018年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特征及变迁。研究发现,中国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呈现“同中有异”的变化特征。稳定性表现在,家庭迁居模式保持稳定;家庭的迁居决策仍体现出理性人的特征;先行者多为年龄较小、学历较高的男性家庭成员。新特征表现为,举家迁居的家庭已占流动家庭中的多数;家庭化迁居的速度加快、居住更加稳定;随迁家庭成员中老人、子女数量有所增加;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在近十年明显提高;流动家庭的收入水平有所提升,但住房支出负担加重。     

试论家庭中人际关系的内在特性

关于家庭关系问题,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家庭结构关系方面进行了研究、论述。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家庭人际关系的内在特性。 一、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深层心理关系 要了解家庭中人际关系的内在特性,首先必须分清家庭关系、家庭角色关系、家庭人际关系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所谓家庭关系即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家庭关系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伦理关系、角色关系、心理关系等;狭义的家庭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家庭角色关     

幸福学视角下构建幸福家庭的实践研究

幸福家庭是家庭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家庭成员一生的共同追求。本文立足于幸福学理论，探讨发展性、多元化的家庭幸福观，并从转变幸福观念、引导家庭成员挖掘幸福资源、提升家庭成员的主观幸福感、寻找幸福家庭的支点、构建家庭共同体等核心环节入手，提出幸福家庭建设的具体对策,以提高家庭成员的幸福感，改善家庭成员的内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为建设幸福家庭这一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民生大计提供决策参考。     

现代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家庭矛盾治理——兼论家庭矛盾的原因与动力

家庭矛盾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诸多家庭矛盾引发的各类社会事件表明,家庭矛盾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策源地之一。经济、家庭文化、个体、社会等因素导致了家庭矛盾的产生,同时也共同构成了维系家庭矛盾的动力系统。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在依托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基础上,激发家庭成员及其亲朋的积极主动参与。根据家庭成员参与意识觉醒与否可以将家庭矛盾治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只由社会力量对家庭本身施加影响的单向阶段;第二个阶段,社会力量施加影响同时家庭成员本身积极回应的双向阶段,最终形成多维互动治理的新格局。     

国外养老模式多样化

家庭养老,即老年人居住在家庭中,主要由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对老人提供赡养服务的养老模式。由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家庭成员的独立意识比较强,老人大多不采用家庭养老方式,法律也不规定子女对老人负有赡养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家庭养老仍占主体地位。该种模式适合不愿意脱离熟悉环境且子女有经济能力、闲暇时间、     

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的影响

2009年1月至10月我社区共培养50名家庭保健员，其中34名家庭保健员和家庭成员血糖异常，对此34名家庭保健员进行糖尿病健康教育，经过10个月的培训指导，家庭成员血糖明显改善。     

位育视角下城市家庭关系的冲突与弥合

当前，我国城市家庭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甚至向后现代过渡的漩涡中，这对家庭结构、家庭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相伴而生。基于位育论，通过对城市家庭关系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化解冲突，即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位育之道：个体—家庭层面上，家庭成员提高修养，家庭成员之间达成契洽；社区层面上，建立社区文化维系机制，加强家庭和谐文化建设；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上为家庭提供价值引领和制度支撑。     

幼儿社会化的家庭变量

在家庭环境中,影响幼儿社会化的变量有很多,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八类:家长—儿童互动;家庭结构;家庭成员身心素质;家庭成员互动;家庭经济条件;家庭变故;家居环境;家庭社区支持。然而,国内对于上述影响幼儿社会化的家庭变量的研究还比较零散,对其中有些甚至还未予以重视。为了填补目前这一空白,笔者在天津市做了一次关于“城市幼儿家庭教养条件”的问卷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为了检验某一家庭变量对幼儿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需要在调查幼儿的家庭情况的同时,对同一幼儿的行为表现也作出评定。     

金融从业经历、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成员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观与客观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概率和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金融从业经历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这主要是通过主观金融素养为中介来影响家庭风险投资行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都能够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参与,但主观金融素养影响更大.在投资比重的分位数回归中,主观金融素养的影响保持稳定,但客观金融素养的影响只在投资比重较低的家庭中显著,这揭示了主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阶层家庭的风险投资中的异质效应.     

试论现代家庭的伦理建设

现代家庭的伦理建设必须建立在家庭成员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因而它与传统家庭伦理有许多不同之处,需要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进行扬弃,同时要具备有现代特色,需要加入经济、心理、法律等方面的内容。平等互爱是现代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共同进步是现代社会对家庭成员的要求,而尊老爱幼永远是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伦理追求     

试论家庭消费文化的家庭教育机制

家庭消费文化是家庭成员在家庭消费生活中共同形成的消费心理、消费方式、消费行为的总和。家庭消费文化与家庭教育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家庭消费文化作为家庭教育内容世代沿袭,家庭消费文化是子代观察模仿亲代的社会化环境,家庭消费文化在亲子互动中规范子代的消费行为。     

从汉字符号中感知家庭责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构建和谐家庭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目标指向的一致性。构建和谐家庭就需要家庭成员按照自己的身份，明其理，显其德，尽其责。通过诠释汉字符号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家庭，进而感知家庭成员应具备的素质、遵从的规范和肩负的责任。     

和谐家庭的科学蕴涵

"和谐家庭"这一概念有着科学的蕴涵.它以家庭成员个体的全面发展为基础,追求家庭成员内部呈现出夫妻相扶、亲子互爱、代际融洽、亲属友爱的精神风貌,并最终以实现家庭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为旨归.     

血缘的力量——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家庭模式变迁的个案研究

本文利用在吉林省德惠市米沙子村获得的深入访谈资料,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的几位成员所描述的生活史的分析,展现了在一个传统结构式的中国农村家庭中,其成员是如何面对现代因素的介入,以及如何寻求帮助并不断成长的。并以此得出结论：中国当代社会的家庭中呈现出一种既区别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现代模式家庭的现象,即虽然中国家庭在结构以及功能上趋于核心家庭,但在实质上仍然保持了中国家庭的传统,家庭成员依然与＂家＂有着十分紧密的情感与经济联系,家庭成员之间依旧共享着一种对家的信仰。     

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

利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2018年调研数据,构建了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村家庭非农就业选择影响的理论框架,采用Probit模型验证了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然灾害冲击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会随着自然灾害强度的增加而不断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嵌入,会弱化自然灾害对农户家庭成员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信贷约束却会强化这一影响。这意味着现阶段面对自然灾害冲击,农户家庭成员应积极尝试非农就业,不仅能够促进资本存量重构,还可以缓解家庭生计压力,增加农户家庭收入,避免农户家庭因灾致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