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与悲秋文学

长江三峡是悲秋的文学主题和时间悲情的原发地、多发地、绝响地。宋玉的《九辩》以心物同构模式和社会、人生、自然的巨大悲剧内涵开启悲秋的主题和传统,宋玉也成为真正的“言秋之祖”,“宋玉悲秋”也成为重要的文学典故。长江三峡的悲秋主题在汉魏六朝即已扩为宏响,至唐代杜甫《秋兴八首》和《登高》而达到高潮。     

杜甫《秋兴》八首与“悲秋之祖”《九辩》——杜甫对宋玉悲秋意识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诗圣"杜甫与"悲秋之祖"宋玉精神相通,宋玉的代表作《九辩》开创了寓悲情于秋景的全新境界,杜甫的七律组诗《秋兴》八首从意象、意境及精神境界对宋玉的《九辩》都有全面的承继与发展,由此而成为唐诗悲秋主题的典范之作,代表了唐诗悲秋主题的最高成就,既体现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兼容并包的好学精神,也彰显了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     

论宋玉《九辩》的悲秋模式

文人悲秋,自古而然,但开先河者则是战国后期楚国的大辞赋家宋玉。虽然,《礼记·饮酒义》中有“秋为之含悲也”,“秋之为言愁也”之说,《诗经》和屈骚也将忧思、悲愁与秋景结合起来写,但是,《礼记》意在说明人对秋季的气候感受,《诗经》仅仅是以秋的音响和景物作抒情起“兴”的借用物而已,而屈骚点明“悲秋风之动容”,则在表现秋风对人的情感刺激。直到宋玉《九辩》,中国文人才开始自觉吟起深沉哀婉的悲秋咏叹调。“悲哉,秋之为气也!”由宋玉的一声哀叹,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经二千年而不息的巨大回声。正如陈继儒所评:“秋气可悲,想古闷如也;自玉一为指破,遂开千古怨端。”于是,“凡与秋可联系着之物态人事,莫非‘蹙’而成‘悲’,纷至沓来,汇合一‘涂’,写秋而悲即同气一体。”经过历代文人对悲秋主题的扩展与积淀,尤其是在抒情文学中,它成为文人士大夫对社会和人生慨叹的一种     

宋玉:独绝千古的悲秋之祖

历来学界对宋玉为悲秋之祖的论题只有抽象式认同而无实证性阐解,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肯定宋玉首次揭示出中国士人的悲秋情结,开创了文学的悲秋母题,其作为悲秋的文化符号而独绝千古。     

论宋词的感伤美

一文学中写感伤，古已有之，并非来人的发明。《诗经》就有《采蔽》写戌卒羁愁，州e兮》写思妇闺怨等。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他只是以“怨”作为诗的四个功能之一，并没有说非0怨”不可。宋玉的《九辩》则写贫士失意的悲怨：“坎摸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开后世怀才不遇的感伤诗的先河；而他在诗中慨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更成为中国诗歌“悲秋”的老祖宗，故有“宋玉悲秋”这句熟语。但从总的来说，汉代诗写感伤并未成为风气。《汉书·艺文志》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仍然是哀、乐并提的。至…     

《徜徉宋玉城》简介

吴广平、史新林主编《徜徉宋玉城》一书,凡50万字,作为“安福临澧文化丛书”之一种,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1月出版。全书由“宋玉赋今译”、“先贤评宋玉”、“名家咏宋玉”、“宋玉新探索”、“宋玉与临澧”、“宋玉城怀古”、“宋玉城开发”七个部分组成．除辑录了历代著名学者和著名诗人对宋玉的评论和歌咏、收入了九位外地专家学者的宋玉研究论文外,其余文章均出自宋玉贬谪地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作者之手。此书较为集中地展示了,晦澧专家、学者研究宋玉的最新成果和临澧作家、诗人怀念宋玉的最新作品。众多学者从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图像学等角度对临澧宋玉城的性质与功能、宋玉与临澧的关系、宋玉城的开发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收集整理了几千年来流传于临澧县的有关宋玉民间传说故事,这些论文与故事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材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了解宋玉生平与作品的崭新窗口。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     

《九辩》为屈原作品定疑

<正> 《九辩》,见于《楚辞章句》卷八。这是一首文采绚烂、声情摇曳的杰作,其独创的“悲秋”的题旨成为后世文人寄托感情的园地。如汉武帝《秋风辞》、曹操《步出夏门行》、曹植《秋思》、曹丕《燕歌行》、潘岳《秋兴》,……流波余霭,直至近代。诚如杜甫《咏怀古迹》所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国封建文人所共有的“悲秋抒怀”的文思,莫不是《九辩》的滥觞。因此,《九辩》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悲秋”新探》一文商榷

赵振波同志《“悲秋”新探》(载《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收入“人大复印资料”J2专题1988年第6期)一文,从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学史中“悲秋”现象的发生原因,不乏卓见。但该文将悲秋的发生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悲秋现象混为一谈,忽视了两者间质的区别,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笔者未敢苟同。《新探》一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悲秋在西周、春秋时期的“发生”,即一,秋主     

读庚信的《拟咏怀诗》

<正> 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是,由于他经历复杂——所谓“历四朝”而“奉十帝”,所以评论起来比较困难,历史上就存在毁与誉两种不同的看法。解放后,对庾信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既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又赞扬他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故国之思”,或直称他为“爱国主义诗人”。这样评价是否尽当?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由于《拟咏怀诗》与《哀江南赋》一样,同是庾信的压卷之作,很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本质及艺术特色,所以我们即以《拟咏怀诗》作为探索庾信的主要依据。不容讳言,庾信的《拟咏怀诗》,是具有浓烈的乡关之思的,并且颇能打动人。杜甫说:“庾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杜诗讲稿

一 秦州詩風格 杜甫在秦洲寫的詩,集中在五言律,給人以一种新的風格之感。这种風格,应該是关塞詩所特有的。杜甫后來到夔州后曾有著名的詩句道:“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赋动江关。”杜甫的秦州律詩确乎就是杜甫生平最蕭瑟的詩,应該是受了庾信的影响。杜甫一生最后的一首詩又會說他“哀伤同庾信”;(“風疾伏枕书怀”)     

论宋玉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原因

从汉到唐确立了宋玉辞赋宗师的地位,宋玉的文品与人品深为李白、杜甫等人所推崇;从晚唐到现代,宋玉一步步变成了风流才子、偷香能手、陪笑的弄臣,甚至是无耻的文人和叛徒,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剥夺殆尽;当代,因唐勒赋的出土,宋玉赋的真实性得以证实,宋玉又从狂妄自大、没有人民性的“封建帮闲”上升到“文坛圭臬”,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宋玉形象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学术界的误判。     

中国"三"文化研究论纲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文化,既是一种“数”文化,又是一种“世界观”文化、“方法论”文化,还是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文化。本文从事物的空间结构、时间和逻辑顺序、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等六个方面用十二条原理进行了论证,指出“三”文化是21世纪应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世界观文化。“三”文化是研究事物“第三状态”的文化,这种“第三状态”大致包括“立体状态”、“中间状态”、“中行状态”、“中介状态”、“统一状态”、“发展状态”、“结合状态”、“互动状态”、“和谐状态”与“创生状态”十个方面。与“三”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三”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化解各种矛盾、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正> 刘勰在《文心·辨骚》中曾以屈、宋并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说“窃攀屈、宋宜方驾”。可见,在前人的心目中,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宋玉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了。而在有的戏剧中,宋玉竟成了“软骨头”和“小丑”。我并不认为屈、宋可以齐肩,仅就屈原是辞赋的开拓者,宋玉是继承者这一点来说,屈原就要高一个头。但是,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没的。宋玉的过于被贬低,是由于人们对屈、宋的关系,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都存在抑扬失实之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宋玉和赋体的形成

赋体究竟形成于何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据《文心雕龙》,说宋玉“完成了赋这种形式;有的说所谓宋玉赋“都是后人所依托决不可信”。看来,弄清宋玉赋的真伪成了确定赋体形成时间的关键。对此问题,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揣固陋,也欲献芹。宋玉完成赋体说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司马迁评宋玉的话:“好辞而以赋见称”。既然司马迁早已认宋玉为赋家了,赋体形成的时间还能晚于宋玉生时吗?笔者认为,引用这一评语时,必须区分其中“辞”、“赋”两概念内涵,“辞”指文辞,言辞,藻绘也;“赋”系“辞     

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国之思”

庾信本来是一个失节事敌的封建文人,我们应当揭露他、批判他。但是,最近几年学术界却有一些同志把他视为“南北朝最后的一个优秀诗人”,甚至有人称他是“不朽的伟大诗人”,是“六朝时期最杰出的一位爱国诗人”。他们一方面袒护庾信的变节行为,一方面又美化他后期作品中的“故国之思”。说什么“庾信怀念故国的思想感情是值得肯定的。”庚信的“故国之思”“包含着深厚的祖国爱”,他的作品中表现的“虽死也要回到祖国的顽强精神是很动人的”,“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认为,这些评论不仅关系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