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文明对话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在当今多元文化的视野中 ,比较文学不应画地为牢 ,把自己局限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狭窄领域 ,更不能拘囿于某一封闭的文明圈内进行研究 ,而应以跨文明研究为其焦点与核心。这种跨文明研究和以往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均奠基在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土壤之中 ,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 ,实际上是被法、美学派所忽略或有意无意地规避的问题 ,由此也造成了其研究陷入“法国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泥淖的后果。如果说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以欧美同质文化与…     

“文明冲突”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 1993年抛出的“文明冲突论” ,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 ,讨伐之声此起彼伏。但自“9·11”事件之后 ,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世界各地销量持续攀升 ,“9·11”事件似乎成了“文明冲突论”的最佳注脚。在现实中 ,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在交往中不和谐之声也时有所闻 ,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力。其实 ,至今仍焕发出生机、显示出生命力的全球主要文明样态 ,归根结底毕竟是异质性的。东方文明也好 ,西方文明也罢 ,毕竟都有其独特的生成基础和发展历程 ,每一种文明的有效性 ,首先是…     

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碰撞的结果。文明交流中的异质性和变异性大于共同性,因此,比较文学在注重求同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研究,异质性与变异性也是中国比较文学最为突出的表现形态。变异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理论,它开启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变异学研究中的形象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化研究更凸显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发展。中国学者提倡变异学,希望在保持和发展不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跨文明研究,是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一、二阶段之后的一个新阶段,即以跨东西方异质文明研究为特征的第三阶段。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兴起以及对建构跨文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倡导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它既是比较文学学科性质自然展开的结果,又是中国学术语境以及世界文化语境的必然产物。     

比较文学跨文明阐发研究的学术功能与研究原则

跨文明阐发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类型,关键在于它具有三大学术功能:一是能够促生文化、文学新因素,从而可以刺激原有文化、文学的新发展;二是能够铺就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通途;三是能够促进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进程。而为了保证跨文明阐发研究确能发挥以上学术功能,人们在具体的研究实践当中,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跨文明原则、对等互动原则、有效性原则。     

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与比较文学发展的跨文明阐释

中国文化经历了多次的文化转型与文化重构 ,每一次原创文化的再阐释 ,都在文化还原中促进了文化发展。中国原创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跨文明阐释有三大互动体系 :古今文明体系 ,东西文明体系 ,俗雅文明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化复兴的另一重联系是 ,比较文学研究有三大理论前提与学术原则 ,亦是文化复兴与人文发展的三大定律 :一是要有文学自觉自律的历史文化自觉与独立学科及发展规律可循 ;二是要有跨文明整合的跨文化、跨学科互动体系 ;三是要有文化变革、文明重构的还原与复兴、转型与重构。中国原创文化的复兴 ,不仅需要比较文学的跨文明整合及学科群的建设与发展 ,也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与学术探讨的深入。中国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 ,是互动同步的一个开放结构 ,“引外融中”“借西改中”“用他构中”是中国文化复兴与比较文学研究的三重境界。文化转型、文化变革、文化复兴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知识力量与文化力量。     

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核心,他用交往理性取代意识哲学中的工具理性,摒弃了传统意识哲学的独白性质,而突出了对话式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其"交往行为"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以语言为媒介、交往的主体间性、追求包含差异性的普遍性。"交往理性"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诉求有契合之处,由交往理性切入比较文学研究是必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成功地、创造性地将交往理性引入比较文学研究,建立了以"互动认知"为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交往"为取向的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体现了东西方异质文化平等对话的需要,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     

跨文明与跨主体性的可能条件

以“孔子改善”为精神原则,以“新百科全书”为知识生长的基本方法,以未来的共同问题为出发点来构建跨文明的相聚点,并最终形成跨主体性。这是未来知识发展所需要的跨文明条件和跨主体性的一种可期远景。     

比较文学研究刍议

(一) “比较文学”这个概念自一八二九年维勒曼(A.F.Villemain 1790—1870)在巴黎大学讲学采用以来,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一个多世纪以来,几经波折和论争,至今还没有被大家公认的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只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史①;有的学者认为是“超越国界和语言界线”亦即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民族的文学②;还有的学者把社会、哲学、艺术、宗教等都看做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有人认为是     

作为文明的传播——关于传播的“文明批评史”研究

传播是关涉文明总体构成、贯穿文明变迁始终的知识性和精神性的社会互动过程,具有深刻的属人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文明是物性内容和精神性内容的统一,传播是将两者贯通起来的重要方式;文明变迁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传播随文明变迁而转换形态;传播的后果具有两面性、复杂性,既可能推动也可能阻碍文明进步。传播与文明相互作用,一方面,文明需要传播这个工具,以助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传播需要以文明为基础,离开了整体文明的支撑,传播既不会存在,也不会发展。历史变迁中,传播的目的、主题、载体、对象、渠道、后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当代社会,随着传播的基础技术化、传播的中心都市化和传播的目标利益化,传播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传播文明,但传播文明始终具有深刻的依附性、非独立性。只有同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相契合,助益文明进步、社会发展、人性完善的传播,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面对日益复杂的文明与传播格局,我们既要深化传播的发展,也要防止传播的野蛮化倾向。推进传播本身的文明化,是当代传播实践、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的跨文明交往观探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专门就跨文明交往问题撰文讨论,但通过对经典著作梳理,可明确其跨文明交往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作出了跨文明交往是人类重要的实践形式,是生产力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的判断;对跨文明交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分析;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需要,对商贸与战争两种跨文明交往形式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跨文明交往的一些规律。     

茅盾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

<正> 一九二一年初,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说,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实际上,在主持《小说月报》之前,茅盾已经开始以此作为自己文学活动的宗旨和主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鸟瞰

<正> 摆在我们面前的数字相当形象,以至用不着多加解释,就能给人们清晰的概念。从一般公认的中国比较文学发轫之作——王国维的《尼采与叔本华》发表时间算起,根据统计,1904年至1949年共发表研究论文390篇。其中,二三十年代论文数量较多,共268篇,占68.72%。这一时期,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奠基期。1950年至1969年,由于种种原因,学科处于压抑状态,发表的论文篇目为149篇,年平均数低于前45年。1970年至1978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酝酿期,前7年论文篇目共118篇,平均每年16.86篇,后2年共74篇,平均每年37篇。1979年,标志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讯号——钱     

钱钟书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质

钱钟书作为比较文学大家而备受推崇,然而他自己却认为其方法不是通常意义的比较文学,而是"打通而拈出新意".许多论著取"打通"之"通"而径直将钱钟书学术归结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由于忽视钱钟书自我剖白中的"拈出新意"而失于简单偏颇.考察"打通而拈出新意"的实质以及钱钟书运用"打通"方法的情形,可以发现钱钟书学术带给比较文学研究的启示至少有二:为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赋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崭新内涵.     

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

狭义的比较文学或原始的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源于德国,时间是十九世纪前半叶。但是,作为一个有比较牢固的理论体系的学科,比较文学却是最近几十年内才发展起来的。在这一方面做出贡献最大的是法国学者。当前,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许多大学里都开设了比较文学的课程,有的甚至设置了比较文学系或者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比如法国、美国、日本、英国、西德等等国家都是这样。很多学者和广大青年,对比较文学的兴趣日益增涨,形成了一     

会通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不同于各学科通用的比较方法的独到性,那就是以开放包容性、边缘整合性、比较参照性、跨越会通性为内涵的无用之用的学科特性；具体落实由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共同建构,以考证传受、追查变异的传受变异研究,求同存异、比物连类的异同比类研究,相互阐释、彼此发明的阐释发明研究为内涵的会通研究方法.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