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

郑樵《通志》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但是,《史记》的《表》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对此作过一些清理工作,如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下简称《志疑》)、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下简称《札记》),都是很有份量的著作。其中有些成果被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所吸取,不过中华本的《表》中仍有若干舛谬有待订正。本文仅就《六国年表》中的《晋表》作了考订,以供晋史研究者参考。     

论《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

<正> 《史记》十表,最具笔法义例,是司马迁作史精意之所存,值得深入研究。明清两代学者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产生了汪越的《读史记十表》这样的专书。汪著有徐克范补,疏理十表精义,发微显隐,十分详尽。许多《史记》论著,都立有专章论述。本文会综前人论述,沙汰歧义,择善而从,断以己意,对十表之结构与功用作一概略论述,以供讨论。     

简评史记论赞

<正>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是司马迁仿《左传》的“君子曰”所创造的史论形式。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称篇末之“太史公曰”为赞。《史记》全书,序二十三篇,赞一百六篇。二十三序,即十表九序,《将相表》无序;八书五序,《礼》、《乐》、《律》、《历》、《封禅》五书有序;世家中有《外戚》一序;列传中有《孟苟》、《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货殖》八序。一百六赞,即十二本纪缺《今上本纪》,有赞十一;八书三     

一本研究司马迁史论的书——《史记论赞辑释》评介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史记论赞辑释》(以下简称《辑释》)一书(计38万字),是兰州大学教授张大可同志继《史记研究》一书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是研究《史记》专业工作者和爱好者的一部有益读物。 一、史记论赞,指《史记》这部巨著中的“太史公曰”。习惯称篇前之“太史公曰”为序、篇后之“太史公曰”为赞。张大可同志编著的这本书辑释《史记》全书的“太史公曰”,其中序论23篇(即十表九序、八书五序、世家一序、列传八序),赞论106篇(即     

《史记》与汉魏晋诗歌

《史记》是汉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取材的源头之一,而诗歌对《史记》所载历史人物的择录、评介以及所受影响等方面,也折射了当时人们对《史记》认识的面貌。诗歌对《史记》的阐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记其人、述其事、追其情。《史记》的记载对汉魏晋文人诗的文化意象的形成影响深远。汉魏晋文人诗涉及《史记》人物事件的诸多诗中,既有传统主题,又有新的主题。《史记》中的一些人物、事件甚至情感倾向在汉魏晋诗歌中呈现独特的风貌,也反映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和思维习惯。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读贵刊1983年第3期新载张仲良同志《〈史记·六国年表·晋表〉校记》一文,题目与内容对照,发觉该文题目大误,当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表》之校记。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列晋之专表,于晋厘侯元年(前840) 起。张仲良文中所举诸条,均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而《史记·六国年表》,晋无专表,以魏代     

《史记》相关重要问题和新版《史记》修订情况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前135),其记事下限应为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史记》成书后不久即有十篇亡佚,而后好事者多有续补。《史记》采取了"纪传书表"体这一综合性的述史体例,其取材范围相当广泛,史料价值极高。司马迁关于苏秦、张仪事迹的记载真实可信。《史记》版本众多,流传情况复杂。中华书局修订本参考了景祐本、绍兴本、黄善夫本等多种珍贵版本,广泛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全面覆覈了三家注引文,撰写校勘记约3500条,改动标点6000余处。     

廉阿年八哈考述

在近代史学家屠寄撰写《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撰写《新元史》的氏族表内,都记有畏兀儿名门望族——廉氏家族之世系。其中《蒙兀儿史记》之氏族表将廉阿年八哈和廉甫当作两人,把廉阿年八哈列于廉希宪之长子廉孚之子的名位上,把廉甫列于廉希宪之弟阿鲁浑海牙之次子,亦廉惠山海牙之弟,使廉甫成为廉孚的同辈人。《新元史》之表沿袭了《蒙兀儿史记》氏族表内廉阿年八哈为廉孚之子,仅将名下注:“浦江县答鲁合臣”改写为“浦江县达鲁花     

《史记》十表的文献价值与特色

《史记》十表中记录了大量自然科技和社会风俗及制度的史料，是研究西汉以前自然科技史和社会文化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资料，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而十表以筒驭繁的形式特点和见微知著的“春秋笔法”更是给后代史家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是其“一家之言”的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汉出宫人制度考实

西汉帝室放嫁宫掖女性，汉初至武帝为制度创立和完善阶段，昭、宣、元三朝为变质的奉陵制阶段，成帝以后为复活阶段。文帝将皇后以外的嫔妃全部改嫁，具有影响后世的经典意义，所出夫人是最高一级嫔妃。此制出现于西汉，其历史脉络是承继了春秋战国以来否定妻妾殉葬制的时代潮流，其社会基础则是西汉流行的妇女改嫁风俗。     

谶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考

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的具体时代众说纷纭。无论是通过对《后汉书.杨厚传》有关记载的推断,还是基于《华阳国志》"王延河平"和《汉书.李寻传》李寻说王根之语中"五经六纬,尊术显士"的记载,都可以推断谶纬文献的初步形成时间不晚于汉成帝时。至于在学界影响较大的谶纬起于哀、平说,则可能缘于对张衡奏疏内容的"误解"。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与乾隆禁书

发生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以及由此引发的段昌绪私藏吴三桂伪檄案对乾隆帝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触动,促使乾隆帝思考如何消除汉人心中潜藏的反清民族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在实践中,乾隆帝探索出了禁书这样一种手段,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消灭汉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匈奴呼韩邪单于朝汉路线再探

关于匈奴呼韩邪单于在甘露三年前往甘泉宫朝觐汉宣帝之路线问题,学界普遍认为是从五原郡向南沿着直道而来。呼韩邪单于若走直道,所经过之郡不满文献所载的途经7郡之数。直道与秦汉王朝北边国防体系之建设密切相关,从宣帝君臣谨慎的行为而言,不可能让其行走直道。呼韩邪单于朝汉之行成为汉廷处理此类外交事务所遵循的“汉家故事”,后来段会宗、班伯因匈奴单于来朝而任职雁门、定襄,所以呼韩邪单于路过之郡依次是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太原、河东、左冯翊。     

晋东南炎帝史迹及其对华夏文明探源的意义

传统认为炎帝起源于陕西,然而在西汉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相反,在先秦记载中,炎帝族的活动却集中于山西晋东南太行、太岳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行、太岳之间,至今遍布着与炎帝有关的传说和习俗。从地理生态环境考察,此地亦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而其封闭的地理环境,亦是最佳的文明孵化场。因而先秦文献及今民间关于炎帝在晋东南活动的记载与传说,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农业是文明之母,因此晋东南炎帝的传说与祭拜,对于华夏文明探源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