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城市发展中的规范与危机：1934年上海人力车纠纷探析

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规范人力车行业和改善人力车夫生活状况为出发点的改革,以历时半年的人力车纠纷危机而结束。在此过程中,车商和承放人组成了一个“利益联盟”,打着车夫的幌子,与工部局进行利益博弈,最终将车夫的利益“绑架”。而人力车夫所组成的“共同体”,因意见不一,成为一个“虚假的共同体”,从而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车夫的利益并没有人能真正替他们代言。     

近代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的心态

人力车夫是随着人力车的引进而出现的一个庞大群体。人力车夫是上海城市的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色,研究人力车夫群体心态,可以清晰地把握其心理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人力车夫群体的立体了解。     

近代城市化中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变迁研究:以南通为例

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南通开始了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变革需求,在以张謇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的主导和推动下,近代南通开始了制度的变革,然而这种过度依赖个人的自下而上的变革由于政府的缺位有其不稳定性和非持续性.     

略论城市化与城市史的相关性——以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例

长期研究中国城市史,特别是研究19世纪末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不仅要熟悉西方国家城市的发展脉络,要了解和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状况和特征,也需要了解城市化的内涵和外延。以中国城市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基础,透过城市史的角度,简单论述城市化与城市史概念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分析两者的相关性,以及在城市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以探索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路径和特点。     

论促进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因素

近代中国在没有经历过完整意义上的工业革命的情况下，促进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是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客观作用，交通运输发展的有利条件，以及近代工商业的巨大推动。这三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其他因素都是伴随着这三种力量运动的。     

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

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对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进行考察,认为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找工谋生",增加了家族成员的游离性,对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大家族制度渐趋瓦解,小家庭日渐普遍;早婚多产的传统生育观被打破,"晚婚少育"观逐渐被农民工所认同、接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企业,她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农村妇女和"家庭主妇",而是社会地位、社会角色都发生变化了的新女性,家庭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型的妻子"的出现,表明婚姻家庭关系也由传统的"功能性"家庭向现代"情感性"家庭转变。这是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变迁大势的潮流,也是农民工顺应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的"适应性改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性。     

论近代杭州城市化的创新动力

本文通过对近代杭州城市化进程的实证分析 ,论证了政治制度创新是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条件 ,经济技术创新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 ,外部创新因素的输入是城市化的助推力。文章进一步提出在今天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通过创新推进城市化的必要性。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

民国时期 ,人力车夫群体构成了上海街头一幅独特的城市图景 ,其兴衰存废折射出了上海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者试图从描述该群体的构成、生存状况着手 ,分析民国社会各界对其评价 ,进而反思其历史命运与归宿 ,以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近代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初步构建

土地管理问题是城市化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文章从近代美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探寻一些基本的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初步形成,分析这些制度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及带来的问题。     

近代民俗变革的动力考察——以上海为个案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民俗是一种重要的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近代以来,民俗变革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国家权力由此介入其中,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本文以上海一地为个案,探讨民俗变革这一政府行为的动力,不仅是梳理民俗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可视为这一时期政府行为的典型案例。     

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

近代上海是中国之经济中心,近代中国之职业会计师最先即由此兴起。这一新兴行业的产生有极其深厚的市场及制度背景。在从业者稍有扩大之后,上海的会计师联合成立了会计师公会。上海会计师公会对于会计师社会地位之提高、职场之拓展、兼职问题之解决、行业监管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首的各地会计师公会既是会计师群体发展的组织象征,也是近代会计及会计师制度建立的重要推动者。     

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

近代中国联系性加强与对抗性加剧同时并存的城乡关系 ,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的存在 ,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中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城乡发展的积极拉动作用 ,而且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 ,及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 ,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 ,最终滞缓了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多维研究——以沪宁杭城市人力车夫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沪宁杭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移民涌入城市充当苦力,人力车夫是城市苦力的代表。本文从城市化角度揭示人力车夫的时代背景,以底层视角反映人力车夫的群体状况,在日常生活中折射人力车夫的整体形象,进而凸显民国时期城市苦力的边缘场景。     

快速城市化地区半城市化现象研究——以福建泉州为例

本文首先阐述了半城市化概念及其研究进展,并以地处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化迅速推进的泉州为例,探讨了该地区的城镇化特征、驱动机制、存在的问题等,提出在该地区发展必须关注乡村居民点的整合、强化乡镇企业集中入园的引导、建立城乡统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标准等措施,加强时泉州地区建设用地的引导.     

论苏州早期近代工业的先天不足——以上海工业近代化为比较

鸦片战争后,中外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逐渐为部分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认知,发展近代工业,以对外御侮、对内震慑,走入了历史进程。作为新兴口岸城市代表的上海和作为江南传统都会城市代表的苏州,先后迈出了近代机器工业的艰难步伐,但是发展的结果却有天渊之别。本文以近代上海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为比照,检视苏州早期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

信用是银行业的立行之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贯重视信用建设,一方面,该行不断增强信用意识,通过加强内部职工管理、努力改善服务质量、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等渠道来提高储户对自己的信任感;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信用方式、建立客户信任保障机制、加强内部组织控制等措施,不断健全针对授信方的信用管理制度。但是在旧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有效运作,决非银行自身所能保证,而是受到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反动政府、不良的社会法制状况和道德水平等社会系统性因素的制约。     

近代上海城市法制现代化研究——以城市规划法为主要视角

上海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其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法制的现代化.上海城市法制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建立起了现代的城市法规体系,具有现代的法规结构以及法制语言.内在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确保了城市规划决策、实施过程中的民主化,促进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扩大,保护了各利益集团表达观点的机会.     

多元视角与多重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共空间——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中心

公园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近年来引起一批学者的浓厚兴趣,问世了一批研究成果.研究者揭示了中国近代城市公园萌生与演化的历史进程、时代特征及其社会影响,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解读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文化内涵、多重功能及其象征意义.这些成果既显示至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显示了有待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一是对不同城市公共空间的比较研究;二是关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倡议者和设计者;三是探索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四是处理好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辨证关系.     

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与动因研究--以镇集高度发达的广东为例

以广州、汕头为中心的南粤城市(镇)发展是中国近代城市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初,兴盛于抗日战争以前.广东城市(镇)密度及其人口规模均达到国内前列水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由于广东农村极为贫困,大量农民被迫流入城镇谋生.日本入侵给广东城市造成严重破坏,而城市化进程中的畸态亦制约了其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