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象的经济理论是如何产生的

汪丁丁先生在《经济学方法论译丛》序言中提出了“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新课题 ,这是一个虽然重要但有待商榷和难以正面深入考察的课题。本文提出了一个与之对应的比较确定的“直面现象的经济理论”命题 ,进而通过对该理论的典型代表“菲利普斯曲线”生涯的案例研究 ,确认其为“现实偶然知识”新品格的经济学理论 ,并阐释形成这种新品格理论的方法论特征 ,从而倒过来再阐发我们所理解的“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应当是如何的。     

美与用的同一性与分异性

我在90、91年发表了《美也是一种使用价值》(《天津社会科学》90年第4期)、《论美即对象的功利价值》(《云南社会科学》90年第6期)和《挣脱美与用的困扰》(《文艺研究》91年第4期)三篇拙文,明确提出美用同一观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清一色的反对意见。有的先生批评我说,把美的本质界定为用,界定为广义的功利价值,就是把美和用混淆了起来,实际上是一种方法性错误:既然美的本质就是用,就是广义的功利价值,人类为什么还要使用“美”和“用”这两个概念呢?又有的同志直接反对我所提出的“美也是一种使用价值”的命题,说我在这一命题下面已经把美混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混同于“物的     

汤显祖和杜丽娘——兼论中国古典知识分子的人格倒错现象

一人们一直习惯于把杜丽娘视为一个爱情描写的经典形象,这与我们从其他维度去发掘她的政治内涵与哲学内涵并不冲突.事实上,我们只有更多地了解杜丽娘形象的爱情意义,才能更多地更准确地把握这个形象所蕴含的其他意义,以及更重要地,那种同样渗透在这几者之间的汤显祖的思想情感和人格心理特征.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从象征性的维度来看,杜丽娘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和人格完美的化身.但是显然,对于我们来说,问题远远没有结束.例如,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汤显祖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恋爱中的女性来作为自己这种情感的寄托呢?假如回答是——正如我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所指出过的——这是对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思"的艺术手法的借鉴,那     

知识契合：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契合是理论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中,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究其原因,社会关系中人类行为不能割裂,同一个人的所有行动都是基于一种机理。但迄今为止,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和契合的步伐还相当缓慢,甚至有逐渐割裂的趋势,这种状况在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就有赖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的重新契合。     

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论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发展

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特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导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衰落。 2 0世纪 60年代以来 ,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 ,促使政治经济学复兴 ,出现了政治学与经济学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表明 ,经济学和政治学必须综合为统一的社会行为理论 ,才能有效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     

黑格尔的“无”与马克思的“无”——兼与黄楠森、朱德生二先生商榷

<正> 黄楠森先生《当前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对当前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读后给人以启发。朱德生先生《谈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为我关系”的理解,很有独到之处。然而,这两篇文章在理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时出现了意见分歧。这     

经济学研究的深层反思--关于"三人对谈录"的一点评论

汪丁丁首先提出一个论题，即：经济研究中形式主义（规范化）、本土问题意识与学术自主性三者的关系。丁丁所表述的有三层意思：譹经济学家正确的“问题意识”应是立足于本国的“本土问题意识”，放弃“本土问题”，将沦为“学术殖民地”；譺中国经济学家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在于发现和研究“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问题”，揭示“本土问题的全球意义”，此一途径方能展现中国学术的“自主性”；譻经济学这门学科既具科学性，又具社会性，“本土问题”是把握“社会性”的关键，在此前提下，无须过多质疑经济学的“科学性”。同时，应该也可以看出…     

论面方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关系——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纯粹经济学这四个相关的概念,通过对这四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本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之间关系的看法,进而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庸俗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哲学的世纪末思考

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文化变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改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必将发生历史性的转型;二是“开放”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东西文化剧烈碰撞、彼此融合的社会条件下,民族的文化结构也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调整。与这一系列的转型与调整相同步,建立在文化结构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正面临着市场化与世界化的历史性挑战。毫无疑问,能否迎接和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对于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本期“文化哲学与社会发展”栏目特约目前正在从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经济学这五大学科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     

理性范畴刍议

文章从译本对斯科特专著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中Economy一词译作“经济学”所引发的歧义谈起,提出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两者间的恰当性问题,继而引出以经济理性诠释或理解传统农民经济行为是否恰切这一具体研究问题。基于此,文章对理性范畴的历史演进过程、类型及其局限进行梳理与分析,从而一方面明晰了该范畴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指出经济理性的社会转型并非历史的必然。文章在最后指出,时间维度与理论框架是理解与回应“农民是否具有理性”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资源型经济如何摆脱“资源诅咒”——基于中国的经验证据

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着矿业、矿城、矿山、矿工"四矿"问题,并已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表明在我国城际层面"资源诅咒"效应也是成立的.将演化经济学作为分析资源型城市从"无序"到"有序"的方法论,可以发现,资源型城市摆脱"资源诅咒"需要具备投资规模、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条件.对包头、攀枝花两座典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矿产资源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福音"还是"诅咒",关键取决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因而,必须为我国的资源型经济提供科学的转型政策设计.     

重温亚当·斯密: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本文主要通过重温亚当·斯密的学说,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四点思考:首先,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伦理的经济学;其次,中国经济学应该是社会科学和历史的科学;再次,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具有想象力的思维科学,唯有这样,中国经济学才能摆脱落后的、始终追随西方经济学而很少有自己学说创新的贫乏、滞后状态,才能在不远的将来产生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这是现实和时代的迫切要求;最后,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谐有序的市场经济的科学。     

"跨越"论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兼与赵家祥教授商榷

中国学术界有些人把"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改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对马克思有关思想的误解.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俄国社会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这里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指在古罗马的卡夫丁峡谷用长矛架起的"轭形门",它是不能跨越的,只能或者从它下面通过,或者不从它下面通过.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不通过"和"跨越"不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提法,而且包含了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观点.     

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与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哲学的二难问题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当代哲学必须面对的哲学问题;当代哲学的主题是如何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是在"无之无化"和"沉默"中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在意义上却是当代的,他关注着人类存在的意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在于面对康德的问题,在"实践论转向"中,让我们从哲学的"言说"走进现实的"感性生活",在"社会批判"中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意义就是"改变世界"。     

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做好政协文史工作

政协文史资料有别于一般的历史读物,有其特殊性和特色性。新时期,政协文史工作必须摆脱单一的收集和征编资料的工作方式,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继承与创新"、"自主与协作"的关系,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     

论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两种理论向度——作为“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的理论”

马克思既坚决反对旧唯物主义抛开主体,直观地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又坚决反对唯心主义抛开客体,单纯从主体方面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革命,并且把这种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的革命,贯彻到了"现实的个人"中。从"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和社会历史规定性出发,马克思在其哲学探索中,构筑了其作为价值批判原则的"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原则的"实践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向度之间的关系,既非平行,又非前后"断裂",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这两种理论向度,对当下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水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存在一种“以水喻文”的批评范式。古代先哲在对水的自然特性的观审中,产生了各种微妙的审美体验和联想,铸就了东方文论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先贤对水之“清”的感悟,逐渐形成古典文论中的“清”“清浊”等系列范畴。大量与水相关的词语如“源”“流”“深”“浅”“渊”“浮”“润”“溢”“淡”“游”“清淡”“清秀”“清疏”“清逸”“清华”等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水”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第二,水之“源流”启发了文学流派批评,古人一方面以“流派”为喻,阐释学术门类、文学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寻源溯流,阐释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第三,“水无常形”催生了“文无常法”的文论观。宋代苏洵、苏轼父子或以“水机”喻“文心”,或以“风水相激”喻指创作中的“情文相激”,或以水之“随物赋形”喻指“自然成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已经将“以水喻文”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总之,“以水喻文”折射的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     

论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意蕴

孟浩然是中国文学史上以"清"著称的优秀诗人,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清"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积淀形成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意蕴.一般论者在阐发孟浩然诗歌"清"的审美内涵时往往只强调其意境幽远、语言素淡等特点,而聚焦于久为人们所忽略的孟诗之"清"中蕴涵的"风骨"即力量之美的因素,却旨在获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