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

政治心理学认为 ,性格对人的政治行为有重要影响。黎元洪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重要人物 ,他的性格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为人谨厚 ;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明显的优柔懦弱。谨厚的性格帮助他在革命前的湖北军界及社会上获得了声誉 ,也是他在革命发生后能够平步青云的一个重要原因。懦弱的性格使他在行动上表现出消极被动和犹豫不决 ,因而在政治上误过不少事 ;而且性格懦弱使其在行动上易受别人的影响 ,在政治上容易被人利用 ,对其在政府中形成位尊权小的傀儡地位有很大影响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韩琦与王安石交游新辨

韩琦与王安石两人由于最初交往时的误解,以及性格、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十分亲密、融洽的私人关系。两人后来又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并未成为水火不容的仇敌。王安石在诗文中曾表达出对韩琦的敬重与感激之情。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韩琦也没有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没有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对于彼此的人格,他们还是互相敬服的。韩琦与王安石的交游体现出二人宽容大度的胸怀,展现了两位当世名臣的风范,可以驳斥前人对于二人关系的歪曲。     

沈括军事思想探源——论沈括与其舅父许洞的师承关系

沈括是北宋的科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军事家。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非凡的军事技能。他主管过制造武器的军器监(熙宁七年,1074年),详定过《九军阵法》(熙宁八年,1075年),担任过鄜延路经略使(元丰三年至五年,1080—1082年),统帅过方面大军,与西夏军进行过激烈的战争,收复了失地。 这里所要考论的,是沈括的军事哲学思想和他的这种思想的渊源。 沈括的父亲沈周,是一个中级的文官,从王安石给他所作的墓志铭了解到他一生的行     

关于王安石的师承与后裔

王安石的师承渊源明确可考者有杜子野、张铸、谭三人 ,而向来遭受质疑的周敦颐与李觏也应与王安石存在着人际上的交往和思想上的交流。王安石的后嗣绵延不绝 ,虽然多因北宋后期的党争而仕宦坎坷 ,但绝非诸多宋人笔记中所载之情况。     

文艺创作中的个性化与性格化

在文艺创作中,经常遇到如何塑造典型性格、刻画人物个性的问题。而有人常把个性与性格、个性化与性格化看作同一概念,这是一个误解,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第一,个性主要是就个人而言,而性格含义的范围要大得多,如说民族性格、人民军队的性格,不能说民族个性、军队个性。第二,性格是就人的个性中的某种特征、特性、特点而言的,如勇敢、懦弱、机智、愚蠢、慷慨、吝啬等,它既可以是个人所特有的,又可以是同类人所共有的;而个性只是“单独     

试论山谷诗与王安石

黄山谷虽出自苏门,政治观点属于苏轼一派,但在诗歌艺术上却与苏轼相似处少,而与王安石相似处多。王安石实际上是黄山谷最为推崇和重点师法的前辈诗人:二人都强调师法杜甫;二人都重视诗歌法度技巧的考究研磨;二人诗风的共同趋向是变平易坦直为深拗劲峭;山谷诗在立意、句法和艺术手法上多受王安石的影响。     

沈括的科学成就的历史环境及其政治倾向

沈括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希有的一位卓越的学者,他学识的广搏,观察的密致,推理的精到,以及广泛地联系到实践上,在中世纪几乎找不出任何足以比擬的人物。日人三上义夫在“中国算学之特色”中论到沈括,认为在世界的算学者中,很难找出有如他这样多艺多能的,他说:“?如沈括之人物,全世界算学史上多无之,惟中国产此人而已。”若从科学的其他事业方面来看,那也是这样的。沈括的科学论述,颇多保存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这是古典科学遗产中的一部瑰宝。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F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本文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三个阶段,简要勾勒了九百年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的大致轮廓。透过这个轮廓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迄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九百多年的变迁过程,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

王安石变法能在北宋中叶发生,主观上得益于他任鄞县知县时的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实践,以及他"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的个性;客观上得力于神宗皇帝对理财的重视及其对王安石的高度信任.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内容有八项,分为刺激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措施和加强武力的备战措施两类.其变法之所以阻力重重、举步惟艰,最后以悲剧收场,主要原因是治国以理财为中心、君臣以求利为要务不为中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所容忍,次要原因是王安石在对待政敌和盟友的策略失当,政治素养和人文素质不够深厚.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刘宋"文笔之臣"傅亮考略

傅亮手掌重权，威胁到刘义隆之权威，妨害到王华、王昙首等新兴势力派之利益，故其死虽与废杀少帝刘义符、庐陵王刘义真有关，但亦有一定的冤枉成分。其作为刘宋之重要权臣，平生之所交多为政治人物，有帝王、同僚及释氏等，其中帝王、宗王有刘裕、刘义符、刘义真、刘义隆四位，同僚有徐羡之、谢晦、檀道济、刘穆之、沈林子、蔡廓、何承天、谢灵运、颜延之九位，释氏有道渊、慧琳两位。     

放翁心目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南宋的身后名誉地位较低 ,官方多次诏令贬斥。南宋诗文大家陆游却十分尊敬王安石 ,在他的心目中 ,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学养深厚、诗艺高超、交游审慎的长者。陆游的这些看法 ,一方面渊源有自 ,另一方面也与他自身的人格追求有关。     

王安石屡辞馆职考论——兼论宋代馆职、词臣之荣显与迁除

由进士高第荐试馆职 ,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 ,由两制拔擢辅相 ,是宋代文章词学之士的荣显通途。但由进士高科出身的王安石初辞召试馆职 ,再辞集贤校理 ,又辞同修起居注 ,最后径迁知制诰 ,入翰林 ,为辅相。这一系列打破序迁惯例的举动既蕴含王安石的独特个性和政治追求 ,对当时士风亦颇有影响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安石财税变法流产根本原因探析

两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切变法和改革,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等等,几乎鲜有成功者。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权专制政体本身的极端恶劣性及其自身的不自由、不人道、不公正与不平等性,几乎都是在挑战社会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总量——这个终极标准。王安石财税变法的流产或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样在于此,在于其财税变法挑战了财税治理的终极目的,无视人道自由原则,违背了平等人权原则。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